- 第2节 一部分人先富了，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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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少拿幸福吓唬我”
现代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写满了“魔幻色彩”，就像一个童话，将陶渊明的理想世界迅速变为现实。但是，童话毕竟是童话，在经历了30年的“试错”之后，又用了30年将这个童话进行修正。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大锅饭是揠苗助长，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则是对共产主义、共同富裕的渐进式重构。我们的设想是这样的：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然后先富的带动后富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理想当然是美好的，听上去也很靠谱，但是需要漫长的过程，在途中甚至会出现反复、冲突、迷惑。
从一部分人先富裕，到所有人一起富裕，漫长的转折期，就是漫长的分层期。在这个分层期，谁也不愿意做那个后富的人，然而，大部分人都不得不处于他们不愿意成为的那个阶层。
2011年夏天，一部名为《钢的琴》的国产电影上映了。
故事很简单，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陈桂林，因厂子改革，40多岁时与妻子双双下岗。会拉小风琴的他，与同样下岗的工友草草搭了一个草台班子，婚丧嫁娶时活跃场面赚些辛苦钱勉强糊口。日子越过越糟，现实的妻子“攀”上一个卖假药的老板，并与他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提出谁能给她买一架钢琴就跟谁。陈桂林与他同样落魄的工友，在破败的废弃车间，为他的女儿打造了一架钢的琴。
电影中男主角离婚时有一句经典对白：
“陈桂林，孩子跟你不会幸福的？”
“你少拿幸福吓唬我，小元很幸福。”
这种电影，带着对时代的思索，却往往唤不醒大多数行尸走肉的人们。中国人就是这样，他们善于忘记过去，只关心眼前。殊不知，只有牢记过去的人们，才有可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如果还有一点共鸣，那应该就是这个对于“幸福”的定义。电影中，孩子的妈妈认为幸福就是富有，而孩子的爸爸认为，幸福是有一个快乐但未必富有的家。
幸福观各有差异，但处于“富裕”这个主题之下，所有人都会倾向于孩子的妈妈。这种幸福观，显得无可厚非又无可奈何。
在财富分层的转折期内，少数先富裕的人将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作为一种幸福优越感，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让那些不幸落入“后富”的人们情何以堪？倘若后富者知足常乐，有一个健康的幸福观还好，可惜大部分后富者都有一种被历史冷落的失望感。
从整个财富金字塔看，毋庸置疑，这个金字塔越来越大。然而，你会发现，大国崛起的民族自豪，并不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同步的欣喜。你的收入紧赶慢赶，还是赶不上别人……
这个别人，其实是少数，但在你看来，他们却是大多数。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少数人拥有了绝大部分财富，这些人，凭借权力资源，将巨额的优质资产控制在手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后富者们，和他们相比，只好自我安慰，在茶余饭后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些先富们的传奇故事。
勤劳致富，始终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
30年前，我们勤劳，但不能致富；30年后，我们依然勤劳，却依旧很难致富。富裕与富裕是不同的，30年前的富裕是生存，30年后的富裕是生活。
唯一不变的，似乎是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勤劳致富，始终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
从早上7点到晚上再到次日，在江浙及珠三角一带的经济发达地区，车站、临时搭建的人才交流中心、菜市场门口……到处晃动着写满招聘广告的纸质、木质牌子，牌子上的字大得出奇，歪歪扭扭且很多时候墨迹未干。牌子刚刚举起，就有一大批蹲在一旁的农民工围拢上来，打听招工条件与薪酬。
不管工资多低、工作条件如何糟糕，这些材质各异的粗糙牌子依然具有强大的蛊惑魅力。农村里的年轻人，在老乡或当地人才中介的怂恿下，早早离开学校，结伴或独自背上行囊前往离家几百里甚至上千里的工厂，长时间做着简单重复的工作——生产花花绿绿的服装、玩具、饰品、烟花。
一天下来，胳膊酸痛，双腿浮肿，随便扒拉几口便躺下休息，第二天继续工作，周而复始。偶尔老板“大发慈悲”的休息日，他们梳洗一番，成群结队逛街、吃路边摊、压马路，一路追逐打闹还夹杂着打情骂俏，年轻清脆的笑声引来行人侧目，也挡不住青春在异乡绽放的梦想，让人们在侧目中倒也看出他们的别样勇气。
行人对他们的直观印象大概不约而同——他们没什么钱，尽管他们很勤劳，也很能吃苦。
草根曾经在体制坚冰刚刚打破的时候创造了一时无二的经济奇迹，现在，他们重新创造着另一种奇迹——恶性竞底。
由于劳动力充足，又由于大家都很能吃苦，所以，老板们很自信，用远低于正常标准的工资也能找到人干活。
充足的劳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尤其民营经济崛起的重要竞争优势。应有尽有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的技术软肋。同时，其他要素价格也偏低，这降低了生产成本，以至于大批企业走出国门时，还能从容不迫地凭借凶猛的价格战，与早已在商业版图上站稳脚跟的国外企业，贴身肉搏并战无不胜。低价中国制造在海外市场几乎所向披靡，这引起西方工业界的恐慌，因为“你必须把产品售价削减30%，否则他们都会去买中国制造”。
这究竟是中国的幸运还是不幸？没有确切答案，只有不同视角。
对于那些把握住大规模放开的机会，提前一步找到资源的老板们而言，他们感到幸运，因为毕竟他们在第一时间体验了人口红利，并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对于那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而且数量众多的人们而言，他们觉得不幸，因为累死累活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而他的梦想很有可能只是体面地娶个媳妇盖个新房……
创富，改变不是那么简单
先富与后富，本质而言是分配的先后不同。先分配的，毫无疑问是既得利益者，后分配的，则是改革过程中需要作出牺牲的大部分人。
当浩浩荡荡的GDP增长无可避免地要转变为个人财富时，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和关卡，不断分流GDP，等到GDP真正抵达个人富裕这一终点时，已经所剩无几。
为何这样？只因中国的改革倚重资本、轻视劳动力成本。这就决定了各种政策的资本倾斜性，并形成以资本而非劳动作为分配参考的示范性收入分配秩序。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500人的工厂能创造财富，所以这个工厂很值钱，但是500个工人太平常了，不足一提，我们有无数个500。不可思议的是，这500个工人可能也这么认为，他们从不觉得自己的劳动有什么与众不同，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上，那就是，工厂所有者和主管部门赚取了大头，500个普通工人只分得微薄零头。
这种事情有违常理，但有其历史源头。
改革开放初期，成规模的资本极度匮乏，而劳动力充盈，几乎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步。为拉动经济增长，各项政策不可避免地向资本倾斜甚至“谄媚”，资本决定收入的格局由此形成。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资本急遽积累，而劳动力供给相比起来不再那么可随意挥霍了。然而，资方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已然形成，劳动力由于长期没有话语权，受惯性影响也显得“人微言轻”。
这就是初次分配，也就是直接收入水平低的历史原因。
实际上，初次分配格局是决定国家繁荣与否与个人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只有个人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内部消费才能充分调动，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内需自成一体。
可是，资本、贸易已经成为我们的创富思路，改变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的劳动力，本来是优势，然而世易时移，优势也会变成劣势。现在，劳动力虽然不再充分，却也不短缺，区域性的流动过剩依旧普遍存在，这几乎成了大多数人无法“先富”的劣势。
英国18世纪进行工业革命时，只有1000多万劳动力，少于中国一个人口大省的统计数字。中国开始工业化时人口已超过10亿，这个高密度人口过度需要在50年时间内步入工业化。而人口众多，决定了社会阶层的复杂性，不同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的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政治诉求。
实际情况却是，人口众多的劳方，与自作主张压低工资的资方代表相比，要弱势得多。
梁晓声参观某家有近百名女工的丝绸厂时，发现工人工资极低，遂问：“老板啊，这些女工都是你同乡，你给她们的工资，是不是太低了点啊？”
这位大腹便便、头发焗得黑亮的老板哈哈大笑：“不低，不低。我认为一点也不低。正因为她们都是我同乡，我才优先招募她们嘛！……她们中年龄小的，赶上三四年，结婚时房子也有了，嫁妆也有了。而这是她们的父母想替他们做都做不到的！所以嘛，我自己这么认为啊，除了她们的生身父母，我也许就要算是她们这辈子的第二大恩人了！”他转过身问低头干活的女工们：“都想涨工资吗？”“不想……”尽管声音参差不齐，普遍小声小气，但毕竟使老板脸上又呈现出微笑。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1月。
如果经营者以救世主自居，寄希望他们有一天“慈悲大发”是痴人说梦。让劳动者欣慰的是，随着劳动力红利的消失，资方“一言九鼎”的日子渐成明日黄花，劳方工资终于慢吞吞地爬出谷底，划出上扬的微笑曲线。不过，要彻底扭转劳资分配格局不公，提高劳动者报酬，还需不断增强劳动者在资方的话语权，并不断完善工资共决机制及配套措施。这个过程注定漫长而曲折，需要劳方与资方不断斡旋博弈，更需政府提供有力的制度与法律庇护。
你在财富金字塔的第几层？
如果“后富”只是权宜之计，或许我们大多数人不会有这么多的焦虑之感。正在于三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共同富裕”势必要经过更长久的等待，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甚至我们的下一代都不太可能的时候，我们不淡定了。
我们看别人的造富神话不亦乐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到底在财富金字塔的第几层？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分层一切以政治为纲，而改革开放之后，标准变了——随着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以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经济因素逐渐居于上位。我们在分析财富金字塔时，社会学家中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学家李强有一个分层标准，他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受损状况，将现阶段中国社会成员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
特殊获益者群体，是在改革20余年中获益最大的人，如民营企业家、各种老板、公司董事长、高级经理、工程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歌星、影星、球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管理层、技术层等等；
普通获益者群体，改革以来在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方面获得了明显的利益的群体，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干部，也有普通的经营管理者、办事员、店员、工人、农民等；
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是指在改革的现阶段利益受到损害者，包括在改革前期获益的前两个群体中的一部分，如城镇中的失业、下岗人员；
社会底层群体，最初曾称之为“利益绝对受损群体”。
李强将第一个群体称为上层，第二个群体称为中层，第三个群体称为中下层，第四个群体称为底层。
在这四个层级中，上层主要是工商业层和老板层，拥有的财富最多，人数也最少。这是因为此类人在放开的市场机制中走得最快，因此集聚了大批财富。当然，到了今天，或许这个分层标准又要发生微妙的变化——权力变现已经成为远超过民营创富的途径。
虽然私营业者曾经创造过辉煌，达到金字塔的顶端，可是直至今日，他们与白领阶层其实已经共同处于中层。
在这里，我们格外关注财富金字塔的中层。他们在财富金字塔中既不属于高端，也不属于低端，为数量庞大的中间阶层，他们拥有一定的资本，对社会稳定有益。其中的白领阶层，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和声望资本，从事脑力劳动，具有较高的收入，良好的工作环境，对劳动和工作对象具有一定的支配权。财富金字塔的中层，有人也称为“中产阶级”。由于中产阶级拥有一定的资本，所以他们更期待社会稳定，需要市场化改革，创造公平的交易环境，以维护他们的自身权利。
现实是危险而充满隐喻的，中坚力量或许也是最无法自保的一部分。更何况，从塔顶到塔底，其间的财富差距巨大。
这是“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实现之前最可怕的阶段。更可怕的是，人们向上的路越走越窄，财富分配与资源分配先天共生，财富与权力，似乎都成了可以世袭的东西，这是最可悲的现实。
在此背景之下，贫富差距将遵循马太效应，越拉越大。有人这样描述中国的贫富差距：“在这座收入金字塔的顶端，高居着占总人口的10%的高收入者，他们储蓄着其收入的大部分，拥有几乎占全国份额一半的私人财富。在这座金字塔的底座，是占总人口10%的贫困人口，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在积累着债务。”
看起来皆大欢喜的货币超发，时日一长，其引发的后果是如此悬殊。当然，当结局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成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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