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共识：制度松绑与民间创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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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折磨着晕头转向的人们，急切希望与光阴壁画里堆积的政治悲欢一一割裂，所有由口号与暴力煽动起来的饱满又盲目的情绪，连同浮云旧事一并从墙上迅速褪去。政治狂热急转而下，我们的国家被集体呼吁新的气质和内涵。
同时，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远远地在彼岸表演，虽然细节不甚明了，但勾勒出的富有轮廓清晰可见，让人心生几分忐忑的向往与痴迷。
中国政府面临着从未遭遇过的开局，不得不面向时代，作出回答——经历过政治狂热的曲折后，将保持怎样的领导姿态？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有如此文字：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而只需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
建立“权小责大”的社会已成为共识。一方面，政府要懂得放权，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自主腾挪空间，使民众获得更多的创造财富、享受生活空间，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勤劳奋斗改变自己的处境。另一方面，政府需承担民生责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底层人员提供生活保障，保证他们享有一定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基本权利。
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的角色大包大揽，不论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和“裁判”，政治全能是致命的自负。中国开始进行体制松绑，改革循序渐进并盘根错节，前一阶段的改革中孕育着后一阶段改革的萌芽，而后一阶段的改革，又往往保留着前一阶段改革的某些灿烂遗产。如此不断充满新意的循环往复，计划经济体制渐次瓦解。
自1978年改革浮出水面，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松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中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求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十四大”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认为，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已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的“十五大”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则旗帜鲜明地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制度松绑打破了政治全能的僵局，大批经济组织独立出来，越来越多的资源通过市场而非政府的手良性配置，政府的角色逐渐向仲裁者、服务者等角色回归。
中央将经济与政治的决策权下放，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有利条件。制度看不见，摸不着，但也有成本。制度经济学以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发生、深化，作为判断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经济良性运行的前提是，具备比较条件的经济能够彼此开放、竞争，各种产品与要素自由流动。一旦产品与要素处处碰壁，人们的技能与工作热情就会被大幅削弱。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消除了产品和要素交易的壁垒，激发了人们的工作和劳动积极性。
如降低创办与扩展新企业的制约条件或管制性要求，尽量保证企业家及企业的继续创新。企业家承担的政治风险减小，拥有了一定创业和致富自由，其生产性活动得到鼓励，他们的价值以财富的形式得到社会承认，对未来的投资增长也具有稳定预期。同时，原来僵化的劳动力计划分配格局也被打破，可随着市场魔法棒的指挥自由流动，死水变活水。
过去，人们即便只是偷偷卖几个鸡蛋、几捆韭菜，也会沦为千夫所指的“资本主义尾巴”，发家致富一度被压制到道德与政治层面的尘埃中。而制度松绑，则恰到好处地唤醒被人们强制压抑的“小私”，经济出现蓬勃。经济上的生死不在权力掌股之上，由竞争裁定。任何一个人一个公司，不管成败，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主经营，个体权利得到尊重，个体能量也得到释放。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经济学家吴敬琏评价，关键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与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学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迫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
或许，市场经济并不是最佳选择，但“它在人类可能实行的制度是最不坏的一个”。如此经济体制下，有限的政府，有限的自由，有限的利益，有限的正义与良知……得以并生共存，而我们的社会也呈现出渐进改革的面貌。其中道路虽然不乏迷茫、困惑与曲折，但总归是前行的。
一旦制度松绑，民间创富就有了用武之地。一场由人民物质饥渴症带来的盛世狂欢，不管被指责有多么浅薄，却为中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崛起。
马丁•雅克回忆起1993年广州农村热火朝天的镜头，至今仍然欷歔不已：“妇女牵着牲口、手拿农产品走在街头，农民骑着自行车或驾驶三轮车行色匆匆，城里的富人开着黑色的梅赛德斯和雷克萨斯汽车，隐匿在黑色车窗玻璃里面，公路上还有一连串的面包车、皮卡、货车和微型客车，公路两旁的农田里，农民们正赶着水牛在小块的稻田里犁地。这个画面似乎把200年的历史都浓缩到了某一瞬间某一点上。这是一个正处于飞速变化中的国家，人们生活在当下，正在寻找和把握机会，好像这些机会一旦错过就永不再来。我渐渐被这源源不断的精力、创造性和意志力吸引住了。”（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
如果走进城市，又是另一番繁华光景：推土机聒噪卖力地响到天黑还不肯罢休，工地旁尘土飞扬，行人掩鼻而过可能会忽略路旁的楼盘广告——“水上人家，你与威尼斯只有百米之遥。开发商吐血开盘价……”这样先是以小资情调诱惑人，随后又疾转笔锋以直白赤裸的方式忽悠消费者的营销，随处可见；广场上码满了小贩、大排档，兜售者脸上堆满热情，向路人兜售手中的商品多么物美价廉，这些商品大都颜色艳丽又总毫无遮掩地露出粗糙的一角——玩具枪的喷漆不够均匀；花花绿绿的港式T恤肩头开线了；醒目标着阿迪达斯标志的袜子纯粹自娱自乐……随意走进一条底层商铺林立的巷子，超市、饰品店、服装店、奢侈品店、电子产品等一系列商铺的招牌，把整条街晕染得五颜六色。大嗓门的流行音乐从店里飘出来，各个年代的流行歌曲挤爆了耳朵，大有“五步一曲，十步一歌”的热闹，邓丽君的“靡靡之音”《美酒加咖啡》刚至“又喝了第二杯”，Beyond的《光辉岁月》就来励志“天地间任我展翅高飞谁说那是天真的预言……”
空气中漂浮着变化与激情，迅速致富的愿望持续地发酵，以至于撑破了任何“小富即安”的传统衣钵，身份的摆钟毫无争议地停摆在“经济人”的位置。这样的画面，在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年代不断上演。
物质上的饥渴感，产生的是“穷疯了”后经济上的“揭竿而起”，一场鱼龙混杂的商业大片由此拉开帷幕。这场空前波澜的商海博弈中，各阶层游走其中，以求在改革这张不过时的地图中寻找精彩的“夹缝人生”。
泥腿尚未洗净的农民、曾在机关过着“喝茶看报”优哉生活的体制内人、经历过下岗忧伤的工人、从象牙塔里踌躇满志走出的年轻大学生……穷怕了，再也不愿过吃糠咽菜的苦日子，为了“天天都能吃红烧肉”，或者，贪婪地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漂浮的浮华味道，希望有朝一日过上有品位的生活——穿品牌服装，下馆子吃饭，在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拍照；又或者，被这个时代所“魅惑”，不甘心辜负了这大好镀金时光——下海，外出打工，做小生意，创业……
他们中的大多数，性格中也有这样那样伤大雅或无伤大雅的缺点，眼泪掉下来也能砸伤人，背着人数钱也会兴奋又惴惴，更没有本事改天换地。但他们认定不会被穷逼死，有着“黄泉路边开客栈，鬼门关口摆夜市”的勇气和魄力，一路飘风泼雨地拼搏过来，商业萌芽恣意生长，终成大气候。
一位名为彼得•海斯勒的美国人，驾驶着一辆在北京租来的汽车，开始了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并出版了一本名为《寻路中国》的书。在书中，他吃惊地发现，在温州地区的某个镇可以只生产一种商品，而他们生产的商品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
“桥头镇的总人口仅有六万四千人，但全镇范围内有380多家工厂，生产的纽扣占到了中国服装行业需求量的70%……这些曾经的农民在销售纽扣的时候，使用的是米袋子——全是容量为25公斤的大袋子，上面依然标着‘大米’或者‘面粉’之类的字样，可里面装着的尽是纽扣。”
在浙江，只生产一种商品的小镇比比皆是，原因很简单，他们缺乏正规培训，这些对技术与资金要求相对较低的商品，成为他们的最好选择。武义县年产扑克牌100万副，占到中国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义乌市生产的塑料吸管拿走了全球1/4的市场份额；永康生产的衡器为中国产量的95%；大唐的袜子产量为全世界的1/3，嵊州满足了世界对领带的一半需求。
现世利益对人的塑造力，总是比任何刻刀都要犀利和迅速，优胜劣汰的商业规则，会让人们以更良性的逻辑完成适应社会的重组。当然，其中不乏一些设计粗糙、表演笨拙的商业桥段：随处可见的小商小贩式精明、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权谋厚黑学、对西方商业概念消化不良的模仿……不过，这些问题，不足以成为拒绝改革开放的借口。我们摘掉了一穷二白的帽子，而在物质上的富有，经过长年累月的年华收放，能够为政治、文明枝繁叶茂地提供温润丰厚的物质土壤。
人们一如既往的生老病死，不过最初的饥渴感终会被满足，延续生存下去的奔命将会升华为各种形而上的理想主义与民族主义。昨日自卑一扫而光，个人与民族情感糅合混杂，自信与自豪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标杆意义。到那时，“逼”出来的集体愿望，已成为自发的自我激励——重拾比昔日王朝多得多的荣耀。
国家在“大富”的路上越走越远。一个以近“10%”数字增长的国家，财富在短时间迅速膨胀和分配，我们正集体从“初步小康”迈向“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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