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律的进攻令下得比奕山还早，但是由于此前英军驻于香港，所以迟了几天才在广州附近集结完毕。
　　
　　在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使出浑身解数，也进行了局部的有效抵抗。据英方统计，从1841年5月21日到25日，英军共死伤77人，创造了自鸦片战争开始以来英军伤亡的最高纪录。
　　
　　可是他并没有力量扭转乾坤，像杨芳一样，在传统的古典战争中他们也许可以如鱼得水，但对近现代战争却无一例外地讳莫如深。
　　
　　1841年5月25日，义律再次复制虎门战役时“侧后包抄”和“抢占制高点”的打法，从侧后攻占了广州城北的四方炮台，并建立了野战炮兵阵地。
　　
　　四方炮台可以俯瞰广州全城，只要英军愿意，野炮可以打到城内能看见的任何一个位置。到了这个份上，奕山不得不投子认输。
　　
　　1841年5月26日，义律开出停战条件，除中国军队需撤出广州城外，另索要六百万元的赔偿，说白了就是“赎城费”。
　　
　　撤是没有问题，残余守军本来就没什么作战能力了，主要是钱让谁掏，假如写个奏折给道光，包括奕山在内的好些脑袋就要骨碌骨碌地掉下来了。
　　
　　还好，广州的本地商人有钱，不就六百万吗，我们给，只要你们不在城里打仗就行。
　　
　　都说妥了，中间却插进一个花絮兼意外。由于在等待双方谈判条件，英军实际处于一种既不能打又不能撤的状态，按照军事原则，英军指挥官只能改集中屯兵为分散驻扎，以防御对手随时可能发起的偷袭。
　　
　　当英军官兵集中行动或作战时，比较容易约束，所以纪律尚可，争吵、酗酒乃至对附近区域进行骚扰的现象也少一些，但分开来就不一样了。尤其英军从香港出发时，仅仅带了两天的口粮，两天过后吃得差不多了，就得到周边乡村去购买，中间免不了要顺手牵羊，干出点类似于土匪的勾当。更有甚者，还有一些住在庙里的英军，闲着没事干，竟然寻求刺激，玩起“盗墓笔记”，把庙里寄存的棺椁也撬了开来。
　　
　　“洋土匪”的行径在当地老百姓中引起了极大愤怒。1841年5月30日，上万民众和乡勇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在三元里包围了部分英军。当天正好下起大雨，英军的燧发枪失效，只得用刺刀进行作战，这使得广东人的功夫在雨中大显神威。英军被砍死砍伤多达49人，仅次于奕山组织的正规作战，这就是著名的三元里抗英。
　　
　　但是这实际上对整个局面已经影响不大，英军很快派出持有击发枪的部队前去救援。击发枪又叫雷击枪，这种枪械是不怕雨淋的，一开枪，民众即四散而去。
　　
　　老天爷不可能每次都帮忙，相信奕山如果与义律一对一贴近肉搏的话，也未必就处于下风，可人家不会给你这机会啊，而且英军明确告知，这种来自民间的攻击若不中止，停战协定便作废，先把广州城给你占领了再说。
　　
　　虽然在给道光的奏折中，奕山恨不能把“三元里抗英”的功劳也揽自己身上，但他是个聪明人，该服软还是乖乖服软，该交的钱也不敢少一个子。
　　
　　1841年5月31日，英军拿到了全部的“赎城费”，开始陆续撤退。一周后，海陆军完全退出广州，甚至连虎门炮台都交了出去——以英军这样的机动速度，以中国军队这样的防守能力，他们眨眼之间又可以重新控制广州，怕个甚啊。
　　
　　杨芳的担忧果然没错，折腾半天，什么效果没起到，反而损兵折将，还多付出去六百万。
　　
　　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作为主将，奕山得给皇帝一个理由，一个战败和“赎城”的正当理由。
　　
　　在随后发出的奏折中，奕山没有否认英军攻占四方炮台的情节，但他说这是“汉奸”作祟，里应外合的结果，并不说明英军有多高明。
　　
　　不过不管怎么编排，如此结果总是令人气短，而下面的发展，若是照实说的话，无疑会更令人沮丧——马上要到战败认输的那个环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