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在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后，曾在年轻翰林们中间组织诗社。就是这么一个文学社团，却几乎将道光年间的千里马都一网打尽了，包括龚自珍、魏源皆加入过诗社。
　　
　　原因就是这个诗社不光讨论如何写诗作赋，还研究“实学”，与道光曾倡导的实政可谓相得益彰。
　　
　　明清一代，科举考试皆以程朱理学（也称宋学、新儒学）为正宗，考试时ABCD，都是理学家们提供的标准答案，就差电子阅卷了。在高榜得中之前，陶澍这些人也没有一个敢逾越雷池半步，答A，他不敢填B，但是等通过考试，步入社会，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马上发现学过的大道理，亦即所谓“义理”，至多可以用来提高一下自身修养，办事的时候却百无一用。
　　
　　于是这些聪明人便想到把义理中“内圣外王”的含义拓展开来，猛补恶补社会课，以便用“经世致用”的学问来填补“外王”之不足，这就是清末“实学”的最早起源。
　　
　　在这个研究实学的诗社里面，陶澍居首，林则徐则可排老二。
　　
　　早在高榜得中之前，林则徐就是个有心人。他坐船进京赴试，一路上都向人打听关于漕船的事。别人觉得奇怪，小伙子看上去挺开事儿的呀，可这马上就要考试了，你不多做做复习题，问这些破破家家的干什么？
　　
　　当周围投来疑惑目光，林则徐只是一声叹息：“读书人什么事不要留心呢，怎么可以漠然而视之。”
　　
　　林则徐跟陶澍都想到了一块，漕运、河工、盐政被称为帝国“三大政”，“三大政”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国家兴衰，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早期实学乃至实政关注的核心。
　　
　　有心才能办事。1831年，道光调林则徐治理黄河，这是“河工”中的重点，也是难点。
　　
　　要跟黄河对峙，最现成的办法就是把秸秆，也就是摘了穗的高粱秆堆成一垛一垛，用以防护大堤，但是每年数不清的钱投下去，就是难以见效。
　　
　　林则徐一语惊人，说弊端就出在秸秆上。他亲自检查这些秸秆堆，不看头几层光鲜的，而是专门把里面几层抽出来验看。一看，中间都是杂草和秸根，属于纯粹的豆腐渣工程。
　　
　　脑瓜子迷糊了，拿这些来以次充好，林则徐沿着秸秆一路追查下去，谁提供的谁负责任。这下子无人再敢犯贱，只能老老实实地把合格的秸杆如数送上来。
　　
　　在林则徐之前，奉旨治理黄河的大臣不少，但没有谁能做到这么精细，也缺乏如此见识，加上出任督抚期间的其他卓越政绩，使林则徐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关注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