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第7节 朱熹为什么非要这么做

  我第一次阅读今天意义上的“经典”是在1976年的某一天。
  
  当时“四人帮”刚刚被打倒,我们这些小学生不久前还在似懂非懂地高唱自己编写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儿歌,转眼之间,又在老师的带领下似懂非懂地投入到“揭批‘四人帮’”的热潮当中去了。我们的英语老师,教了我们一句英语口号:“Smashthefourmen!”放学后我就鹦鹉学舌地读给了我英语系毕业的父亲听,没想到被父亲大骂一顿。那一天,我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就很没趣地躲到房间里。百无聊赖的我,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抽出一本残破不堪的线装书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此后,这本残书跟了我很长时间,一直跟我到北京大学,并随我漂洋过海来到德国汉堡大学,一待就是好多年。在我的印象中,这本书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版本,随便一个地摊都能买到。虽说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石印本,但内容却完整无缺。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在阅读《大学》、《中庸》,并且深有感触: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世界上能有一本书会让我花费整个生命去阅读,而事实是《大学》、《中庸》已经在我的阅读生涯中跨越了整整三十年,而且注定还会延续下去。从此之后,我也明白了,有些书不是读过了就可以搁在一边的,而是弥读弥新的。从历史上看,自从元朝把“四书”(“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后,它们就成为读书人必须熟背的经典了,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指定教科书”。仅仅就这一点而论,“四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力,是无法评估的。


  
  《论语》、《孟子》大家相对比较熟悉了,而《大学》、《中庸》就比较特别了,他们原来只是《礼记》里的两篇文章,并没有特别尊崇的地位。其中,《中庸》在汉代已经脱离了《礼记》,并且拥有了单行本,但《大学》就不一样了,直到司马光时代才开始出现单行本。当然,司马光这样的大学者、大历史学家,也没有告诉我们《大学》的作者究竟是谁。
  
  很多年之后,南宋的朱熹不仅继承司马光,把《大学》单行,而且继承二程(程颢、程颐),改变《大学》原文的章节文字,并且指出作者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这样一来,《大学》不仅取得了儒家经典的最高地位,“四书”的系统也就确立了。
  
  那么,朱熹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弄明白这个问题,不仅可以看出朱熹的苦衷,同时也可以看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有着独特的生命历程的。
  
  当时的朱熹,面临着一个令他非常担忧的局面:一千多年来,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以其特殊的魅力,慢慢渗透到当时的文化之中,并且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浓厚兴趣,其影响力直逼在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儒学。朱熹自己本身就是儒、佛兼通的人物,他深深明白,仅仅依靠汉学所看重的“五经”,是绝对不能维持住儒学的地位的。而且“五经”所包含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比起佛教经典所包含的本体论、方法论,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于是,朱熹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学养和忧患意识,在《礼记》里找到了在本体论上有独到之处的《中庸》,在方法论上有独到之处的《大学》,并且对作品加以重新解说,将它们升格,以对抗佛教的威胁,维护儒学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认为,朱熹发掘出来的《大学》、《中庸》的内涵精义就是这两部书足当经典之名的道理所在,也是我们在今天阅读它们,仍然感到可以不断地汲取教益的原因之所在。
  
  《大学》讲述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儒家方法论的究竟根本,也是儒家“内圣外王”的一套理论。
  
  今天的社会当然和古代不同,《大学》里的“家”、“国”、“天下”的概念也并不和今天的相同,至于“天子”、“庶人”更是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剥去它特定历史条件所规定了的特殊性,它还是有着昭彰然若揭的普遍和恒久的意义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是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去实践的,难道不是吗?
  
  至于《中庸》提倡“中”,是儒家本体论的核心。从喜怒哀乐未发的“中”,到发而皆中节的“和”,由此追求“天地位”、“万物育”的境界,虽然听起来似乎更是玄远不近人事,却是有着同样重要的道理的。“中庸之道”提醒我们这些身处竞争空前激烈的现代社会里的人,必须有追求一种圆融和谐的简捷。
  
  《大学》、《中庸》的精义需要我们用毕生的时间去体悟和实践,领受经典的慷慨赐予,度过属于自己的经典人生!
  
  

最新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发表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