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无奈、无力和无能，并不是第一次。与他相熟的丁韪良就说：“总理衙门这台机器是根据测微螺旋的原理制造的，将震动最小化，但并不促进问题的解决。”这并非“机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定位问题。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一个执政者，尤其是改革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威资源做保障，他的改革是难以推进的。而恭亲王所能掌握的权威资源，并非完全自主，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取决于他和慈禧太后之间的权力平衡。大权旁落，除了作为减震器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整个大清国的权力架构中，随着恭亲王地位的不断下降，他也日益成为一个大管家而已，平衡着上、下，平衡着左、右，平衡着“抓革命”与“促生产”。另一个近距离观察紫禁城政治的美国传教士学者明恩溥（ArthurH.Smith），就将恭亲王形容为“朝廷统治机器的重要的平衡轮”。这种“平衡轮”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在失去后才体现出来。当1898年恭亲王去世后，大清国果然失去了平衡，先是向右急转弯（戊戌变法），期间令那位被恭亲王称为“广东小人”的康有为暴得大名，然后是向左急转弯（戊戌政变及义和团），国家元气被折腾殆尽。
　　
　　对于大清改革的艰难，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看得很清楚。恭亲王去世3年之后，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他为英国《双周评论》（FortnightlyReview）撰写了《中国、改革和列强》（China，ReformandthePowers）的著名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个毛驴的寓言：
　　
　　老人和男孩牵着毛驴去赶集，路上碰到一个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教导他们说让驴跟着走而不利用实在是一种浪费，于是老人骑上了驴。另一个鼓吹儿童权益的改革者，却斥责老人怎么忍心让孩子在一边跟着毛驴跑，于是，换了孩子骑驴。第三个改革者责怪健康的孩子，岂能让患有风湿病的爷爷踉跄步行，于是，一老一小同时骑驴。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就不答应了，大声斥责他们，告诉他们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牵着驴走。最后，老人、孩子和毛驴都掉到深沟里，而各位出主意的改革者们，只能站在沟边束手无策。
　　
　　赫德的结论是，不要对中国的改革横加指责，“人们最熟悉的可能仅仅是自己所在的那个领域”而已。
　　
　　而恭亲王的艰难之处，不仅在于很多人对是否骑毛驴、如何骑毛驴七嘴八舌，而且，日渐丧失权力的他，还只能在狭窄的平衡木上骑毛驴。体操中的平衡木没有男子选手，原因据说很简单，如果摔落后正好跨坐其上，会导致生命危险。政治体操中的平衡木也如此，“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才能杜绝“鸡飞蛋打”的危险，除非你不玩。因此，包括恭亲王在内，作为权力排行榜上的“老二”，中国历史上的总理们，总是不得不告别阳刚、走向阴柔，只关心问题、不关心主义（或假装不关心），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或假装不抬头），并且在任何必须向老大低头的场合，主动、深刻地检讨自责，从而即使在暴政、庸政泛滥的年代，也能离奇地建立起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操劳、亲切、忍耐、值得无限回忆的好管家形象。
　　
　　中国的宰相，其职责就是“调和鼎鼐”，做好政治大厨。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当所有的烹饪用油都已经是被深度污染后“漂白”的“地沟油”时，大厨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尽量可口些，当毒性发作时，口舌至少还能享受到致命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