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1节 君子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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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主心骨是恭亲王，那恭亲王的主心骨就是文祥。
这位主心骨中的主心骨，在恭亲王成为大清中央核心之前，就已经是咸丰皇帝麾下的重要干部。1858年他跻身政治局候补委员（军机大臣行走），次年扶正（军机大臣），进入了国家最高决策层。英法联军来犯，咸丰皇帝逃离京城，文祥奉命留下，出任首都卫戍部队代理司令官（署步军统领），“从恭亲王奕䜣议和，出入敌营”，配合恭亲王与英法的外交谈判。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与恭亲王及恭亲王的岳父桂良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恭亲王与慈禧密谋发动政变，打倒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时，文祥成为恭亲王的主要谋士。在热河及北京的政变方的密信来往中（“热河密札”），文祥是密札的主要读者之一。辛酉政变后，两宫太后及恭亲王组成了“叔嫂共和”的体制，恭亲王成为中央日常工作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文祥作为他的主要助手，是恭亲王的改革开放在中央的主要执行者，与在地方的主要执行者李鸿章等遥相呼应。
文祥在海内外的威望都很高。梁启超曾认为，1860年代是“文祥和沈桂芬（恭亲王的另一得力助手）的时代”。蒋廷黻则称其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盛赞其“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将其视为与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并列的“五个大领袖”。
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FrederickBruce）说，从未遇见过比文祥更聪明的人。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则对文祥有着更高的评价：“他影响之大，同时代的中国政治家无人可比。”
更为难得的是，在几乎无官不贪的大清国，文祥的清廉令中外侧目。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HenrySeward）访问大清时，曾想到文祥家中拜访，要见一见这位运筹长城以内、决胜大洋彼岸的世界级政治家。这一要求却遭到了文祥的婉拒，他回信说“寒舍凋敝，不宜接待贵宾”，而亲自到美国公使馆拜访。“寒舍凋敝”还真非虚词，贵为国家领导人之一，文祥居然还住着租来的房子，“每月房租仅四块半，不会多么堂皇”（丁韪良记载）。
丁韪良坚信：“只要他活着，总理衙门的全部动力都来于他。他智勇双全，如能活得更长久，他肯定会竭力反对法国人侵吞东京（Tonquin，即越南北部的北圻）……总之，产生了文祥和宝鋆（恭亲王另一助手）的种族绝不虚弱。”文祥去世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告中，盛赞文祥“外交内治，无不尽心筹划，实为股肱心膂之臣”，这可说是中央对其的盖棺论定。
吊诡的是，尽管海内外无不将文祥视为恭亲王的亲密助手，却并不认为他们是小团伙。丁韪良甚至质疑：如果文祥还活着，“他究竟会阻止恭亲王下台，还是加速其进程，造成更大的灾难”？可以说，文祥所效忠的，并非恭亲王本人，而是这个政权、这个国家。
不仅文祥如此，恭亲王团队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如此，这些当时中国最有能力又最了解世界的顶尖干部们，并未如他人那样结成一个“恭党”。在大清国开始改革开放，直到辛亥覆灭的半个多世纪中，所谓保守派、清流派等，都是门户清晰、壁垒森严、党同伐异，唯独以恭亲王为开端和代表的改革者却并不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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