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风波还在进行当中，《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就发出了报道，将其称为一场“革命”，认为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详细介绍了风波过程后，《纽约时报》发出疑问：在恭亲王的治理下，统治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赢得了持续发展和国际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在提到恭亲王的妥协时，《纽约时报》将其形容为风暴中弯折的芦苇，甚至在风暴尚未来临前就已经屈膝。无独有偶，长驻北京的另一位美国人、38岁的传教士、同文馆教师丁韪良，在其6月1日为《哈泼斯》（Harpers）杂志写的文章中，也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这位日后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校长，忧心忡忡地说：“斯巴达曾经在两位国王的共同统治下实现和谐，罗马也曾在两位执政的共同领导下走向成功。”如今，恭亲王已经被打倒，获得胜利的这两位“教育程度低下的女性”，能领导好中国吗？
　　
　　作为改革与开明的代表，恭亲王的落败被西方普遍解读为大清政治上的一次倒退和反动。而在后世中国的主流史学者们眼中，这一风波也成为慈禧太后弄权的一大罪证。恭亲王当然不是蔡寿祺所指控的“权奸”，但平心而论，他毫无疑问是“权臣”。“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整天与最高权力黏糊在一起，招来嫌疑也几乎是必然的。白居易曾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恭亲王就是大清朝名副其实的“周公”，他的政治命运三起三落，受尽猜忌，其背后的原因无非是：在最高权力的卧榻之侧，他发出的鼾声实在太过于响亮了。
　　
　　西方人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道。烈风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长的，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参天大树。尽管几番沉浮，恭亲王却一直是同治、光绪两个时代最有势力和实力的政治人物，即使退居二线、三线，他的影响力依然在左右着大清的内政外交。那些在日后的史书上远比他更有光彩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无一不是在他的羽翼遮蔽下，才从官场的刀光剑影中幸存下来，而他大力提倡、呼吁并身体力行的改革，不仅体现在30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中，也体现在随后的政治改革（1901—1911年新政）中。
　　
　　恭亲王的“芦苇”个性，也证明了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权力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一介布衣、一个“群众”，只要有足够的影响力，照样能呼风唤雨，甚至左右政局，后世的李鸿章、袁世凯等等，也都几起几落，却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旗帜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