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865年4月3日，离太后亲自动笔，以皇帝口吻撰写上谕，将恭亲王“双开”才一天。在那篇别字连篇的上谕中，慈禧太后指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
　　
　　而事件的起因就是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于一周前上疏，弹劾奕��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并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
　　
　　太后同时任命了新的行政领导班子，一下子让4位王爷同时上台，满以为这样就能团结大多数可以团结的人，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惇亲王几乎全盘否定了慈禧太后对恭亲王的指控：“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着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要求“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进行集体研究，商议对恭亲王的处分。
　　
　　这份奏折语气谦卑，却带着骨头。慈禧太后批阅后，当天就召见军机大臣文祥等，指示说：“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不能不降旨示惩。惇王折亦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秉大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下令第二天召开王公大臣翰詹科道等中央全会，专题研究蔡寿祺和惇亲王的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