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亲王刚刚取代恭亲王的地位，御史们就上书说，作为皇帝生父，醇亲王应该避嫌，不可“与闻机务”，参与军国大事。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游戏中，“避嫌”不仅是“显规则”和“潜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更是一门精深的政治艺术。当年，醇亲王得知自己的儿子载湉（即光绪）被选为接班人后，焦虑万分，乃至晕倒在工作岗位上，最后以健康为理由在30多岁的盛年提前退居二线。这种及时而适度的“晕厥”，体现了这位王爷讲政治、顾大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一面。相比较而言，执政20多年的恭亲王，“晕厥”总是来得不够及时、不够彻底。
　　
　　对于御史们的反对，慈禧太后批示说：“自垂帘以来，揣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谕令奕��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专指军国重事，非概令与闻。奕��再四恳辞，谕以俟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曲，诸臣不能尽知也。”御史们本来也是做做分内的应景文章而已，自然适可而止，皆大欢喜。
　　
　　与聪明外露、果决刚毅的六哥恭亲王相比，排行老七的醇亲王似乎多了些“老气”，表现得更为低调、更为绵里藏针，也更为大智若愚。时人就曾以“易中枢以驽马，代芦菔以柴胡”的尖刻评价，认为这位新任总理的才具，比起恭亲王来实在只是“驽马”“柴胡”而已，这种评价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