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丁韪良并不恭维恭亲王的外貌，却依然是恭亲王的铁杆粉丝之一。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直面暴风雨的勇气、决心和智慧，才是恭亲王在大清政界光彩照人的风采所在。丁韪良说，“恭亲王的命运之星升起在黑暗的暴风雨中”，他靠着“超凡的才智和勇气”，“在皇室危难的关键时刻，不止一次地挺身而出”，“尴尬的局面愈发衬托出恭亲王的尊贵与镇定”。
　　
　　当皇帝出逃、政局波动时，年轻的恭亲王挺身而出，令西方国家刮目相看。恭亲王手上并没有什么资源，他“从未见过外国人，也没有显著的势力支持他，京师的御林军已经溃散，圆明园被洗劫，城市也已失陷”，然而，“就像朱尔•法夫尔（JulesFavre，签订普法战争条约的法国外长）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样，恭亲王没有表现出丝毫悲伤，毫不示弱，努力争取最有利的条款”。
　　
　　即使在签约前后处处贬低恭亲王，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还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对恭亲王的敬意，他认为恭亲王是个更容易沟通的对手。英国人注意到，即使是在这种签订“城内之盟”的巨大心理压力下，恭亲王始终镇定自若、彬彬有礼。讲究等级的英国人甚至惊讶地发现，这位中国“王子”对那些翻译及协助签字盖章的秘书人员，“十分和蔼，如同对待一个朋友，而并没有摆出那种手握特权的皇家威严来”。
　　
　　丁韪良日后总结道：恭亲王的虚怀若谷，正是他能团结一大批干部，在艰难时刻继续维持政府运转的关键。作为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经常有机会与恭亲王见面，恭亲王对他特别热情，每次见面，“都按照满人的习惯，亲热地握住我的双手，这与汉人跟我打招呼时的冷淡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人即使是亲密的朋友，也只是拱手而已，相互间敬而远之”。因为丁韪良十分熟悉中国文化，恭亲王还特别帮他取了个号“冠西”，意思是“冠绝西方”。从此，丁韪良也被称为“丁冠西”。
　　
　　丁韪良说：“他总是听从下属的意见，他的讲话不过是总结了下属的考量。作为一个皇帝的儿子和另一个皇帝的兄弟，恭亲王是中国当今统治者构成材料的良好例证。”在甲午战争后的废墟中，丁韪良更是毫不隐晦地称赞恭亲王是大清改革的“老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