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节 天平的砝码
-
毫无疑问,涉及方向和旗帜问题的“路线斗争”的安宁,并不代表着涉及利益与势力的权力斗争的消停;“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这“一国两制”的共存,并不代表着负责“听”的太后与负责“做”的亲王之间的和谐。帘幕内外的争斗,成了大清中央内部的主要矛盾。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年轻的太后们与亲王们(参与政权管理的并非只是恭亲王一人),基本奉行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太后们在后宫负责教育皇帝,而亲王们负责在朝廷管理国家。一切政令都通过形式意义上的“谕旨”而下达,太后们更多的是代替皇帝履行国家元首的象征职能。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设定的权力框架,国家大事的处理程序有6个步骤:一、“慈览”,一切中外章奏,均首先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请注意,是“览”,而不是直接处置;二、“详议”,即“慈览”后发交议政王(即恭亲王)和军机大臣详议;三、“请谕”,两宫皇太后代表小皇帝发出具体指示,实际上,基本是军机处拟好了处理意见报批,形式上的意义为主;四、“缮拟”,根据太后的批复(往往是“知道了”三字),军机处缮拟谕旨;五、“阅定”,太后审阅;六、“颁发”,发至内阁正式施行。
这一制度的设计,与当时西方的责任内阁有相似之处:太后等于国家元首,代表最高权力,而不介入具体事务;而亲王负责的军机处则等于国家行政机构,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的推进和落实。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实权显然是在恭亲王的手上。辛酉政变发生后,刚刚派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Burlingame),向华盛顿报告了中国的“宫廷革命”,准确地提到了恭亲王的摄政实权,却丝毫没有提及慈禧的名字,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搞明白中国还有两个太后。在186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流程的详细介绍中,几乎完全找不到太后在其中的作用。美国有历史学家相信,在太后与亲王的联合政权中,太后的作用是象征性的。
在这样的格局中,恭亲王自然成了国家权力的中心。瓜田李下,嫌疑自生,恭亲王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令太后们感觉被怠慢,甚至怀疑将遭遇又一个多尔衮,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当“叔嫂共和”进入第四个年头(1865年)时,两宫太后突然发难,一举褫夺了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
后人普遍认为,这是慈禧太后主持的夺权行动,但这实在是两位年轻寡妇的联手亮剑。尽管都被尊为太后,但此前慈安太后贵为皇后,她之于慈禧,不仅是妻于妾,更是君于臣。这是很多研究晚清的人所容易忽视的基本定位。作为昔日的正宫娘娘,同治皇帝的教育,乃至日常生活,都是由慈安太后,而非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来负责。在后世的眼中,慈安太后的形象十分和善,甚至懦弱,但在最为关键的辛酉政变中,她所表现出来的果决和刚毅,绝不亚于慈禧,而且,“正牌太后”不必依赖“母以子贵”就已天然获得权威资源和号召力,更是慈禧难以企及的。从公、私两方面看,慈安太后在捍卫皇权方面都绝非一个唯唯诺诺的跟班。维护和巩固同治皇帝的地位,应对来自国内外的一切挑战,两位太后担负着共同的使命,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区别或许只在于: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低调,一个高调。
在慈安、慈禧和恭亲王这个年龄相仿的三角组合中,真正的核心是年龄最小的慈安。她在表面上的“清静无为”,正是一个国家元首应有的超然姿态,从而放手让其他两位管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并且游刃有余、不露声色地调节着左右平衡:在褫夺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时,她站在了慈禧一边;而在之后处死慈禧的宠监安德海,尤其在为同治皇帝挑选皇后时,她又联合了恭亲王。如果我们认可恭亲王与慈禧均为人中龙凤,能如此周旋于这对龙凤之间的慈安太后,就不可能是懦弱无能的庸才。
1865年对恭亲王的“修理”,效果是显著的。在一番深刻的自我批判后,恭亲王被允许重返领导岗位,但其定位却迅速地调整为一个大管家,而太后们则超越了“皇嫂”,确定了“女主人”的主导定位。在她们看来,恭亲王似乎开始远离成为“多尔衮第二”的危险。
1881年,慈安太后暴病身亡,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平衡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砝码失落了:3年后(1884年),慈禧太后就驱逐了恭亲王。但实际上,在1884年那著名的甲申易枢后,“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并未结束,顶替上来的醇亲王虽然比恭亲王的身段更为柔软,但绝非太后的附庸。
在“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的权力天平上,慈安太后这一砝码的分量,背后正是大清“部族专政”的坚实传统,他们念兹在兹所防范的是:不能出现武则天,也不能出现多尔衮。这种原生态的权力分立、相互制衡,或许正是这个被称为“腐朽、没落”的政权,居然能活到260多岁“高寿”的主要原因?
- 最新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
- 发表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