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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一国两制

  年轻的叔嫂联手夺得了政权,但在制度设计上却犯了难。
  
  合法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是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他需要辅政者乃至摄政者。而合法掌握辅政权乃至摄政权的“八人帮”却已经被打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面对这种局面,叔嫂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场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即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与恭亲王的“亲王辅政”制度同时并存。
  
  这两种制度,虽然史有先例,但都是权宜之策,并不符合大清“祖制”,更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防止君权旁落的基本准则。自古以来,后宫、外戚干政都是正统朝廷所不容许的,而且,“垂帘听政”很容易激发人们对武则天称帝的无限遐想。至于历史上的“亲王辅政”,大多都演变成为篡位的悲剧,在通往最高权力的台阶上,这些血缘高贵得离帝座只有一屁股之遥的亲王们,其实是睡在身边的最为危险的政敌。
  
  在大清国的现实条件下,“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成为唯一的选项,而且,为了防止出现武则天或多尔衮,这两种体制必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这种“叔嫂共和”的权力格局,在清初的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搭档中,已经做过试点,积累了实践经验。但在那个年代,孝庄的权威远不如多尔衮,实际上还是“亲王辅政”一头独大,只是因为多尔衮或出于政治觉悟或出于伟大爱情,才保住了顺治小皇帝的皇位传承。但已经无限接近于最高权力的多尔衮,最后还是没能逃脱“老二”们惯常的下场:身败名裂。


  
  如今,两宫太后既不如孝庄那般具有运筹帷幄的能力,恭亲王也没有多尔衮那样一句顶一万句的威望,实力对等的前提下,真正的权力分享与制衡便得以成型,并且日益固化为“一国两制”,成为大清国“晚年”的主旋律。即使在恭亲王被贬的甲申易枢(1884年)中,也并没有出现后世主流史家所说的太后专政的局面,无非以醇亲王奕顶替了恭亲王奕䜣,依然是亲王辅政。到了宣统朝,则形成了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的“叔嫂共和”局面。纵观清史,孝庄太后和多尔衮、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慈禧太后和醇亲王奕、隆裕太后和醇亲王载沣,成为4组“叔嫂共和”的搭档。
  
  这种“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不仅形成了皇族与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并且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中,维持和保障了领导阶层的“圈内民主”,为保持中央政权的基本稳定,凝聚作为统治基础的大清贵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从此之后,大清中央核心虽有权力斗争,但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并不多,所谓的“洋务派”“保守派”“清流派”,其争斗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权力的分配和改革的节奏、力度、尺度上。除了在戊戌变法/政变、义和团/八国联军时期之外,高层的人事更替很少带来政策的急转弯,新的领导班子往往萧规曹随,以渐进改革为基调的政策贯穿始终,令大清王朝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在同治、光绪和宣统3任小皇帝手上,依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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