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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革命的经济学

  革命和造反,是掉脑袋的事儿。但这种事儿,也需要钱,也就是支付成本,像做买卖一样,要有本钱。比较起来,造反这种事,在起初的时候,往往就是拉杆子做土匪。按过去的说法,就是做没本钱的买卖,若干强人凑在一起,干上几票,弄大钱,无本万利。以吴思先生的说法,他们付出的成本,就是丢命的风险,因此叫“血酬”。但血酬毕竟是学者算出来的,在现实中,他们一般无须先凑上一笔钱入股,然后再干,也不需要先给参加者付工钱,都是干完了,再分钱。所谓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是也。但是,革命稍有不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尤其不同,他的革命,多半都是拿钱雇人,雇来人革命。参加者,除了少数先进分子之外,都是在先支付了工资,然后可以期待成功之后的分红。多数参加的喽啰,其实只是看在提前支付的银子的面上,才参加革命的,属于一种谋生的途径。反正事若不济,一哄而散就是。是有风险,但也未必很大。这些人原本就是在社会边缘行走的人,生活动荡,命本就不值钱,冒一回险,换点现成的酒钱和烟钱(鸦片),也是值得的。
  
  说起来,从兴中会到同盟会,虽然革命党人的起义,也有策动新军这一路,所费不多。但孙中山和他的嫡系人马的起义,还是走会党路线。这种会党路线,多半是要花钱的,而且花不少的钱。当年,在革命党内部,最能筹款的人,还是数孙中山。因为他的海外华侨身份,加上口才奇佳,总是能从海外的华侨那里,弄到银子。虽然有的筹款很像是让人买股票或者期货,筹款者开出未来的官爵,让人付现款购买,许诺一旦革命成功了,就可以凭票付货,某年我去马来西亚,还看到侨民手里的这种革命官爵期票。当然,后来革命真的成功了,期票一张也没兑现过。拥有这种期票最多的海外洪门,自然就跟孙中山翻了脸,后来成立致公党,居然拥戴孙的叛徒陈炯明当主席。孙中山的筹款能力,在革命党之外都赫赫有名。武昌起义发生,孙中山回国,大家都以为他理应带大笔的钱回来。没想到,他告诉记者,他只带回来革命的精神——这倒是实话,黄花岗起义已经是革命党的孤注,花光了所有的钱,也透支了孙中山的信誉,他已经筹不来钱了。


  
  当然,当年无须开期票就能筹来的款也是有的,这得靠参加者的觉悟。当年有这样觉悟的人也不少,头一个要算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孙眉为了弟弟的革命,把好容易挣来的家产都送出去了。剩下一个比较有名的,是张静江。张静江出身浙江最富的南浔,属于最富的四象八牛中四象之一的张家。在法国接茬发财之后,不知怎么,就迷上了革命。偶遇孙中山,就许诺没钱可以找他。打电报来,要钱暗号为:A代表一万;B代表两万;C代表三万;D代表四万;E代表五万。
  
  得到许诺之后,由于彼此素昧平生,孙中山并没敢相信。直到1907年到河内策动广西起义,在花光了筹来的钱之后,急于成功的他,得到消息说,原来土匪出身的陆荣廷(这时已经做了官军)答应有钱就可以反正,但钱得比较多才行。造反起义这种事,有点像做买卖,却是一种冒险买卖,就像在一个不规矩的赌场赌博押宝,人家说了给钱就投过来,你信不信?信了有可能成功,不信则一点机会也没有。所以有了机会,孙中山断无放过的道理,但手头实在又没有钱,在一筹莫展之际,孙中山忽然想到了张静江。于是让胡汉民试探着给张静江发了一个A字去。没想到,不到两旬,果然有一万元汇了过来。惊喜之下,孙中山马上又让胡汉民发了一个E去,结果还真的有五万来了。


  
  当然,最后我们知道,张静江这些银子,无论花没花到收买士兵上,都没起什么作用。陆荣廷根本就没打算投诚参加革命,充其量是骗孙中山点钱。从后来的情形看,这些钱是花出去了,但都等于丢在了水里。这样把钱丢到水里的事,孙中山不知干了多少次,辛辛苦苦筹来的经费,基本上都打了水漂。此番动作,唯一的结果是,张静江的豪举,逐渐让他商业事业油枯灯干,难以为继。回报是在蒋介石当家的时代才有的,大革命北伐前夕,在蒋崭露头角之后,张静江不仅做过一任短期的党主席,而且此后进入蒋的政府,成为国民党内身体最不好、又瞎又瘸的大佬,给骂他的左翼人士画漫画提供了最好的素材。不过,张静江在浙江省府主席任上,对于发展浙江的工商业居功甚伟,著名的西湖博览会就是他弄出来的。南浔四象的后人,做到这个份儿上,当年的投资也不亏负了。
  
  张静江的事例告诉我们,革命这种事,有的时候,还就是像投资,只不过风险比较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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