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节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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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历史，就是人活动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但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然后铺陈出来，洋洋洒洒。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之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顿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势如破竹的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进，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有好几次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
中国的辛亥革命，跟后来的革命相比，是一场烈度不大的革命，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可能性的一场革命。它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变数加了进来，历史行进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确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小皇帝溥仪之后，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跟政治有关的浊气。
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少年亲贵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几乎所有人因他的遭际同情他。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特别的人生经验和感悟，以及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求新知的热情，理所当然地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很可能，立宪派出于对少年亲贵的不放心，因焦虑而萌发的提前立宪的动机，就不复存在了，即使照样有立宪情愿，光绪的应对也应该很不一样。其实，在当时，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
现在的考古已经证明，在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而且已经排除了这些砷是尸体周边矿物质渗入的可能，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档案不会记载，当事人也都死了，没有留下任何口述资料），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时任礼部尚书，说他曾见太监在光绪死前，太后赐给他一碗“塌喇”（酸奶），大有嫌疑。事实上，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招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西太后心里明白，戊戌政变，理屈者是她自己。废了变法，囚禁了光绪，结果是闯了鼓励义和团杀洋灭教直至攻打外国使馆的大祸，而真正的祸首，也是她。一旦她死在前面，光绪在政治上清算她，实在是理所当然。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除掉隐患，顺理成章。西太后再一次向人们表明，在国家的命运和自己命运的天平上，她跟戊戌变法时一样，选择了把砝码放在自己的盘子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毒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或者这个人审时度势，知道老太婆也快完了，及时投靠新主子，不仅停止下毒，而且干脆把密谋和盘托出，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几个不怕死的党人精英，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人，把当时威力最大的黄色炸药运进北京，经过测试、安装，并侦察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鸦儿胡同旁边挨着银锭桥的一座小桥。刺杀方案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如果安装时不出意外，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从那儿经过，炸药一炸，所有人都活不了。可是，就在前一夜他们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影晃动。如果在别的地方，也许当地人没那么爱管闲事，也就没事了。但是，北京人从来都好事，太有公益心了，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于是嚷嚷起来，结果居民自治组织上报警察，事情败露。结果，汪精卫等人功败垂成。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动作越大。因为当政者虽然也担心改良会损及他们的权势，但真正害怕的还是革命，因为按当时革命的宣传，革命党人恨不得把当家的满人寝皮食肉，一旦革命发生，统治者就会鸡飞蛋打，片瓦无存。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实际上的皇帝，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按道理，政府的改革应该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不那么深地得罪立宪派，统治的基础就比较稳固，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可惜，这个变化，就被一泡屎给毁了。那怎么办，谁让此时此刻此地，就有人要出来拉屎呢？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已经定好了几天后发动起义，发动前夕，领袖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哥儿几个仓皇逃命，将印章、旗帜、手枪甚至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多半能将事情按住。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把人头挂在城头示威，这等于给革命造反做了最好的动员。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事变被酿成。更糟的是，事发当口，瑞澂这个临事而惧的草包，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舰长的话（其实是自己想跑），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钻狗洞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也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革命党领袖死的死，走的走，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守下去，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实际上，如果9日那天革命党人试制炸弹没有失败，起义按部署进行，还真的不一定能有这样的效果，好些士兵没有了杀头的威胁，未必会参加起义。因为就在半个月之前，某些革命士兵也炸了窝，枪响之后，他们的同志居然没有响应。所以，1911年10月10日起义的成功，也有很大的偶然性。
不过，此时的清政府，拼命收权，把行政权收到满人手里，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手里，大错已经铸成，在各地发言权最大的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如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起了警觉，吸取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政府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历史不给清政府机会，但是却给了袁世凯机会。只是袁世凯的机会，也不见得像某些史学家讲的那样，一点变数都没有。
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一半，再加上已经起义的山西阎锡山的力量，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北方也成了革命党的天下。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但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这天早上，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不明就里的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被倒向清政府一边的张作霖逼得出走大连。刚刚还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显然，这位号称士官三杰的吴禄贞过于自信，过于自信自家的魅力，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当时吴禄贞遇刺时，身边一个可靠的卫士都没有。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
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逼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即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此时的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不认可南北和谈的结果，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所以，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到了革命党人的暗杀。在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装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而且准头不够，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炸弹如果扔得准一点，马车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了辫子。这样，后来的事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历史是多么的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此前新政的成果，在革命爆发之际，余荫尚在。所谓革命的形势，仅仅是在1911年5月，皇族内阁出台之后才形成的。以至于此前4月份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发动的广州起义，还是一败涂地。非常同情立宪派的两广总督张鸣岐，尽全力扑灭了起义。
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即使革命发生，中国举国骚乱，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再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也让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动荡的道路。革命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难题，但后来的人们，却又只能在进一步的革命中加以解决，以至于革命的烈度越来越强，持续的革命，更严重的问题，没有个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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