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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少年天子的烦恼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春,一个令所有臣民感到震惊的消息迅速从开封城向全国传播开来:大宋第七任官家赵煦——万寿无“僵”了!
  
  官家刚刚才二十五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虽然不论贩夫走卒,还是贵为天子,永远无法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但是赵煦的死除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总是让人心中感觉有些可惜,用“英年早逝”一词来形容最为恰当。
  
  《宋史》赞曰:
  
  哲宗以冲幼践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马、吕诸贤,罢青苗,复常平,登良俊,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几仁宗。奈何熙、丰旧奸枿去未尽,已而媒蘖复用,卒假绍述之言,务反前政,报复善良,驯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宋史》的杂芜历来为学者所讥,姑不论此妙文为何人所书,但尽信史书所载,便不如无史。
  
  单说赵煦生平。观史可知,有宋一代,有许多的赵姓皇族尽是早夭之人。后世亦有人断言道“此为家族基因遗传所至”,相信这些专家不会信口雌黄。做出这样的结论,自然有它的道理所在。综观各类书籍所载,对于哲宗之死,简而言之——事出有因,郁郁而终。
  
  哲宗既非长子,又非嫡出。只因父皇弃世之时,他的五个哥哥早夭,在神宗皇帝其他几个健在的儿子当中他年龄最长,因此得以继位为帝。即便如此,哲宗继位也不是顺顺当当的,其中宣仁太皇太后功不可没。
  
  为什么总挨打神宗皇帝三十六岁弃世,赵煦虽最年长也只是个十岁的孩子。神宗的两个弟弟正值壮年,对皇位生出觊觎之心,也在情理之中。
  
  不知宣仁太皇太后心中是否曾有过“赵煦是个孩子,日后便于受自己操控”的心思,但事情的发展是:在宣仁太后和一众臣子齐心努力之下,赵煦被拥立为帝顺利接班。宣仁太皇太后也就顺理成章地临朝称制。
  
  这里有必要对宣仁太皇太后身世加以剖析——她本姓高,出身高贵。其曾祖高琼乃是太宗朝名将,母亲为北宋太祖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妈是仁宗朝的曹皇后。
  
  幼年之时,她就与英宗住在宫中,曹皇后视若己出。后来二人成年,仁宗与曹皇后作为证婚人和司仪主持婚礼。当时民间有“天子娶妇,皇后嫁女”之说。
  
  这种世家大族与皇家的联姻无疑有助于巩固高太后在宫中的地位。高太后在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发生的仁宗立储、英宗濮议风波和神宗熙宁变法等事,对于其间种种政治斗争手法,无疑已是烂熟于心。
  
  作为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个中翘楚,高太后不甘心只做壁上观、做个事不关己的看客。对于这个寂寞的女人来说,有事可做总比眼见着步入风烛之年百无聊赖强之百倍。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对于神宗的两个弟弟而言,他们根本不是高太后的对手,哲宗皇帝的顺利登基一事可以视为高太后牛刀小试而已。
  
  高踞龙椅之上的赵煦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见之际,听了下面山呼万岁的声音,心中对祖母的感激之情真是如滔滔江水。岂知这种感激之情,并不长久。
  
  时过不久,少年心中的落寂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强烈。赵煦心中对于祖母的猜忌和怨恨与日俱增,甚至怀疑当初她选择自己做皇帝的动机所在:何以会置两位年长的叔叔于不顾,一意要立自己为帝?
  
  哲宗登基的第一天,朝中文武叩拜起身后就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事情——作为十岁的孩子,怎么会有如此合身的小龙袍?众人一番思索之后,猜知此事太皇太后早有预谋。
  
  新帝登基,作为臣子如何自处?众臣子心照不宣达成了惊人的一致:让太皇太后与小皇帝同时听政。
  
  太皇太后虽表面上宣扬自己心性好静,无意听政,但绝不会把手中的权力之杖轻易丢开。军国大事尽由她会同几位大臣处置,年少的哲宗只有知情权和沉默权。对于年少的天子,除个别老成持重的大臣尚心存敬重持礼甚恭之外,其他人可以用“目无君上”四字来形容。


  
  也不知道是哪位心胸促狭之辈出的主意,让年少的天子座位与太皇太后座位相对。是以年少的天子只要是上朝,他所见到的只能是臣子的背与臀。大臣们从来都是向太皇太后奏事,背向哲宗,更不会向少年皇帝早请示晚汇报。年少的皇帝也只有隐忍不发。日子一久,他就可以从那班大臣的背臀之丰腴,大小形状分辨出是哪一人!
  
  太皇太后既有显赫的身世,对于神宗时候王安石的变法很有看法也是情理之中。神宗朝之时,囿于宗法,她强自忍了这些年,早已是忍无可忍。如今大权在握的她当仁不让要干政了。可是冒失地尽废新法于大行皇帝尸骨未寒之际,怎么说也应该心存忌惮。这个心计深沉的老妇人思量着,如何可以使自己的政令畅达,且对活人死人全有个交代呢?
  
  万幸的是,办法总要比困难多些,对于她这种高智商的政治女强人来说,这种小问题根本不会太伤脑筋!她在垂帘听政之始,就早已想好了一个为己所用的人。这个人便是赫赫有名的一流历史学家、二流政治家,曾经的砸缸少年——司马光!
  
  人们经常会为了自己的郁郁不得志而懊恼不已!有理由相信,司马光也是如此。
  
  当他在洛阳埋首一心修著《资治通鉴》(书名为神宗所题)之时,有时也会为自己被驱逐出汴梁而感慨良多。此公的道德文章这里不做品评,若非神宗皇帝大逝,他此生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既使是他这般通晓各朝历代兴衰之人,突然面对政事遽变,也始料未及!
  
  听闻神宗弃世的消息,司马光即刻进京奔丧。东京城之中百姓夹道欢迎,望尘而拜,守门的卫士也行标准的注目礼。更有小民大声呼喊:“相公勿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
  
  没有资料记载第一个呼喊之人是谁!只能猜测当时拗相公王安石的变法要么走入了死胡同,要么有许多的扰民之处,否则普通民众断不会有如此的呼声!
  
  司马光一路风尘来到东京,鞍马劳顿尚未及休息,就有太皇太后的使人奉命前来拜访。太皇太后此举也是打鬼须借钟馗之意。司马光一见之下,大为舒心,很快便连上数道表章。
  
  一者,广纳谏言!(惜乎老先生不久之后便自打耳光,执政之后独断专行,更无半分广纳谏言的意思。)
  
  二者,尽废新法。
  
  作为反变法的急先锋,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一直是深恶痛绝,必欲全废方称心!
  
  司马光与太皇太后一拍即合,更成了在神宗朝尽为变法派所打压官员的福音!
  
  得知司马光进京的消息,变法派官员蔡确、章惇、韩缜等人心中的恐慌可想而知。面对强大的对手卷土重来,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放手一搏!

  
  眼见风雨欲来,众新派人物利用舆论抛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理论来保护变法的继续实施。众变法人物扛起了孔圣人的大旗,祭起“孝”字法宝,不可谓不高明!
  
  宋自太祖立国以来,特别重视和强调封建孝道,声称乃是“以孝治天下”。变法派如此作为,自以为得计,期盼在与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争斗中胜出一招半势。
  
  哪知司马光早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他根本不与变法派做正面交锋,只是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一面先把神宗先帝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分开。只说新法尽是王、吕等人所为,接下来强调太皇太后如此行为乃是“以母改子”,绝非哲宗小皇帝的“以子改父”。
  
  把新法推行与神宗皇帝撇清,然后分而制之。这一招不可谓不高,既绕过“孝”的雷区,又堵得变法派无路可退。
  
  不久,司马光便以门下侍郎的官职重新入朝。他是否志得意满地说过“前度刘郎今又来”,不得而知。可是他当时确有些英雄再起、睥睨群臣的意思!
  
  毕竟如今在朝的变法派与王安石相比不异于天壤之别,同时与司马光联袂入朝的还有被任命为尚书左丞的吕公著。少年天子刚记清了这个老先生的背与臀,哪料得他一口气举荐数人入朝。背对了少年天子而立的众臣子,忽而换了新臀与无数的新背,一时又把少年心中刚刚记住的东西变得纷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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