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第2节 江湖十年愿饱尝,夜成七发光出囊——苏轼对晁补之的激赏和建交

  南来侍亲的晁补之初到新城的时候已经十七岁,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他经常呼朋唤友,在新城周遭恣情地纵游。有一次,他来到城北的官山,一下子便被这里幽静的山色迷住了。官山在新城城北,所以,也称北山。于是,他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新城游北山记》: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初犹骑行石齿间,旁皆大松,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松下草间有泉,沮洳伏见;堕石井,铿然而鸣。松间藤数十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鸟,黑如鸲鹆,赤冠长喙,俯而啄,磔然有声。稍西,一峰高绝,有溪介然,仅可步。系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筿仰不见日,如四五里,乃闻鸡声。有僧布袍蹑履来迎,与之语,愕而顾,如麋鹿不可接。
  
  顶有屋数十间,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乃得出。门牖相值。既坐,山风飒然而至,堂殿铃铎皆鸣。二三子相顾而惊,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暮,皆宿。于时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窗间竹数十竿相摩戛,声切切不已。竹间梅棕,森然如鬼魅离立突鬓之状。二三子又相顾魄动而不得寐。迟明,皆去。
  
  既还家,数日犹恍惚若有遇,因追记之。后不复到,然往往想见其事也。
  
  这是一篇以描摹景物、渲染气氛、传达感受见长的游记。文中所写泉、石、松、藤、鸟,以及荦确偪仄的山路、遮天蔽日的竹林、高峰绝顶的庙宇,无不给人一种山深景幽、奇特怪异的感觉。正因为山里清幽,所以,平时少有人来,以至于山寺里的和尚在遇到人和他搭话的时候,竟感到愕然和不知所措,像麋鹿一样地逃遁了。至于风中铎铃、月下树影,更增添了空寂、阴森的气氛。晁补之擅长绘画,从文章中也不难发现他善于捕捉和描摹形象,勾勒画面。他不但成功地用文字把种种难状之景再现出来,而且在字里行间渗透了自己切身的感受,让人读后,如同身临其境,“恍惚若有所遇”,给人留下深刻的、强烈的印象。
  
  晁补之还有一首诗,描写了钱塘江(这一段实际上称为富春江)北的新城古朴但又很繁荣的景象:
  
  钱塘江北百里余,涨沙不复生菰蒲。
  
  沙田老桑出叶粗,江潮打根根半枯。
  
  八月九月秋风恶,风高驾潮晚不落。
  
  鼓声冬冬橹咿喔,争凑富春城下泊。
  
  君家茅屋并城楼,不出山行不记秋。
  
  越舶吴帆亦何故,今年明年来复去。


  
  ——《富春行赠范振》
  
  这里距富春江尚有近百里的距离,因此没有宽阔的江流,也看不到沙洲上长满菰菜和蒲草的情形,然而,沙田里的老桑树根粗叶大,常年经受着江潮的拍打。每当秋风劲吹的时候,江潮奔涌,直到黄昏潮头都不曾减弱。在阵阵鼓声中,船橹咿咿呀呀地叫着,争着朝城下的码头划去。范振家的茅屋看上去离新城的城楼不远,掩映在斑斓的秋色之中。吴、越两地的商船,来来往往,年复一年。这是一幅典型的富春山居图和吴越商旅图。
  
  晁端友在杭州新城的任职时间约有六年,即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七年。在这段时间里,晁补之登山探胜、侍亲读书,日子一天天过得很快。转眼间,他已经由一个半大小子长成一个通经博古、诗才横溢的青年,并且有幸结识了有国士之称的当代文豪——苏轼。
  
  晁补之应是在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上书苏轼并欲投其门下的。因为在《上苏公书》中,晁补之明明白白地说:“某,济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晁补之二十岁这一年,正是熙宁五年。苏轼于熙宁四年年底来到杭州任职,这对于渴望得到文学奖掖的晁补之来讲,实在是天赐良机。然而,当年前去拜谒的可能性已比较小了,因为时间已近年关。晁补之第一次的上书却没有得到苏轼的回应。于是,又有了《再见苏公书》。我们推测,这中间的时间不会太长,否则,就不足以表现晁补之求见苏轼的拳拳之意和急切之情。这种心情,在晁补之的《再见苏公书》中就表现得非常充分:“昔者尝有言于左右而未获奉教,不敢进亦不敢退。辄复俯心下首,因门下人以求毕其区区之说而少试其愚。”相比于第一次的夸夸其谈,晁补之这一次的态度也更诚恳。这两次投书的时间,既然第一次已经可以确定为熙宁五年,那么第二次投书就在此后不久,而且也应在同一年中。理由如下:第一,苏轼的文名已经震动天下,士子们无不渴望得到其奖掖;第二,苏轼与晁端彦一直通好,而眼下晁端友又在杭州为官;第三,苏轼任期不定,这也一定让晁补之产生了紧迫之感。当然,两次投书的具体日期很难确定。不过,这两次投书在熙宁五年上半年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苏轼熙宁四年年底到任,是年晁补之恐怕也来不及拜见,而在熙宁五年下半年,二十岁的晁补之曾北还参加进士考试的取解试并与杜氏完婚,期间没有时间拜见苏轼。有的研究者认为,晁补之在这一年都没有时间投书谒见苏轼,这是很值得商榷的观点。晁补之这一年北还参加进士考试的取解试的确不假,但宋朝州府取解一般在八月份进行,因此,即便是除去路上的时间,晁补之在离开新城行前还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可以投书并谒见苏轼。再说,苏轼是文坛上的一颗巨星,又是刚从京师来地方任职的朝官,临去乡试,再面对未来的礼部会试,晁补之更有理由投书谒见作为父亲上司的苏轼,以便得到他的指导。当时士林间早就盛传“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歌谣,而如今苏轼就在眼前,晁补之没有不去投书拜见的理由。所以,以晁补之北还参加乡试为由认为他这一年没有时间谒见苏轼的理由并不十分充分。而且,以上有些功利倾向的理由也不是并不存在。问题还在于,晁补之这两次投书之后,见没见到苏轼呢?其实,在第二次投书之后,两人见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主要的理由是,晁补之这年既然要北还参加乡试,一般要取道杭州乘船北上,那么,他就可以以属下晁端友儿子的名义登门拜访苏轼。况且,晁补之的叔父晁端彦还是苏轼的同年与好友,因此,晁补之也可以以晚辈的身份登门问安。晁补之《祭端明苏公文》中就曾说:“补之童冠,拜公钱塘,见谓可教,剔垢求光。”(《鸡肋集》卷六一)此处称“拜公钱塘”,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晁补之在杭州拜见了苏轼。而且,晁补之《释求志》也说:“予始见眉山苏公于杭。”而并没有具体说和苏轼的最初见面是在新城或者东安(新城故名)。另外,不少史籍上都提到苏轼在和晁补之见面时大谈“钱塘山川风物之丽”,如果初次见面不是在杭州而是在新城,苏轼为什么要奢谈杭州的风物呢?因此,在第二次投书之后,晁补之亲往杭州拜谒苏轼,或者在北还应试途中取道杭州拜望苏轼的可能性极大,并且存在不只一次的可能性。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晁补之在杭州见到苏轼,并不意味着苏轼已经将他收为弟子。在宋代,求学拜师是很严肃认真的一件事。“程门立雪”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当时立于雪中并要拜程颐为师的杨时已经四十岁,而且早有名气,尚且如此谦恭,更不用说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了。因此,苏轼将晁补之收为弟子亦必在一个十分适当的时间以及一个十分庄重的场合。而这个时间和场合,最有可能是在熙宁六年苏轼前往新城的时候。因为晁端友在新城,他完全可以藉此之机给儿子举行一个庄重的拜师仪式。而晁补之在这个时候拜在苏轼门下,正符合他的文章以及苏轼文章中的有关记述。晁补之在《登第谢苏公书》中说:“盖补之始拜门下,年甫冠,先人方强仕,家固自如,在门下二年,所闻于左右,不曾为今日名第计也。”这段话中的“年甫冠”和“在门下二年”很值得注意,因为它说出了晁补之最初拜在苏轼门下时的年龄,也说出了这一时期他游于苏门的时间长度。其中,“年甫冠”就是刚刚过加冠之年,“在门下二年”就是和苏轼相从一共两年。晁补之这一年正好二十一岁,行冠礼不久。并且晁氏之父子在此后第二年就离开了杭州新城,由此前推一年,时间正好是熙宁六年。所以,晁补之所说的“在门下二年”,就是熙宁六年和熙宁七年两年。
  
  关于晁补之和苏轼在杭州相从二年的事实,晁补之如是说,而苏轼本人的说法却似乎与之有些矛盾。但如果认同上面所说的事实,这个矛盾也就不存在了,而且还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佐证。苏轼在《晁君成诗集引》中说,他在杭州和晁端友相游三年,知道晁端友是个君子,但不知道他会写诗。苏轼这里所说的三年,实质上指的就是从熙宁五年到熙宁七年这段时间。也就是晁补之结识苏轼到拜投到苏轼门下这段时间。这和上面所说晁补之于熙宁五年拜谒苏轼、熙宁六年拜投在苏轼门下并相从二年一点也不矛盾。从另一方面来说,苏轼当然也有可能因为和晁端友的政务来往而认识晁补之,也可能因为晁补之的前往拜谒而认识晁端友,当然还可能因为同年与好友晁端彦的关系而主动认识晁端友父子。但无论苏轼是因其父而愿意交其子,还是因其子而进一步识其父,抑或还是其他,这些就是发生在熙宁五年到熙宁七年这三年之中,而且也只能在这三年。因为苏轼在杭州任职的时间也只有三年。虽说苏轼是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抵杭任职,但他到杭州的时候已是年底,而他离开杭州的时间是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秋天,即在晁氏父子离开新城之后不久,如果以整年计,甚至还不到三年。晁补之初拜苏门之下的时间之所以出现差错或者争议,主要是因为《宋史》的记载有误造成的。《宋史》在记述晁补之初投苏门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晁补之)十七岁从父官杭州倅,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也许是为了显示晁补之十七岁便著文压倒苏轼的非凡才能,《宋史》把晁补之谒见苏轼的时间至少提前了三年,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宋史》把晁补之袖文《七述》见苏轼的事当成了第一次,倒是完全有这种可能性。不少人已经指出了《宋史》中关于晁补之和苏轼见面的时间有错误,因为晁补之十七岁那年,苏轼根本不在杭州任职。而且,他于熙宁二年春天刚刚丁父忧毕回到朝廷,除殿中丞直史馆、兼判官告院,又兼判尚书祠部,转任开封府推官,期间也没有时间往杭州公干或游历。


  
  不过,《宋史》中所提到的晁补之著《七述》令苏轼搁笔的事并不是无中生有,张耒《晁太史补之墓志铭》中便记载了这件事。他说当时的士子都十分景仰苏轼的大名,往往欲求一言以自重,纷纷趋之若鹜。而晁补之作《七述》居然令苏轼叹为不及,并屈尊与之结交,因此,让晁补之的名声一时在士大夫之间广为传播。张耒在他写给晁补之的诗中也为此称赞过他:
  
  ……
  
  晁侯再作班与扬,正始故在何曾亡。
  
  江湖十年愿饱尝,夜成七发光出囊。
  
  苏公后出长卿乡,为君吴都无一行。
  
  ……
  
  ——《次韵奉酬无咎兼呈慎思天启》
  
  张耒说晁补之的文笔堪比汉代的班固与扬雄,比之曹植等正始诸人也毫不逊色。他随父亲南北宦游,十年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山川在胸而下笔如风。一夜之间,撰成像枚乘的《七发》那样光彩耀目的华章。苏公是司马相如的同乡,当代文章圣手,在读到晁补之的《七述》之后,也只能搁笔感叹。
  
  被人们视为可超班扬的《七述》,实际上晁补之呈给苏轼的是一篇洋洋洒洒三千言的大赋。赋的开头说,这篇赋之所以名之为《七述》,意在将苏公给自己讲述的杭州山川的壮丽记录下来,并不是自己有意作文。后来之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篇赋不是晁补之第一次见苏轼时所作,就是因为《七述》开头的这段话。实际上,这是赋家惯用的笔法。其实,晁补之完全可以在没有和苏轼见过面,亦即苏轼从未给他讲述过杭州山川风物的情况之下,虚构这样的情节。因此,这篇赋非但有可能是晁补之第一次拜见苏轼时所作,而且完全有可能是为第一次拜见苏轼而作。这篇赋共有七段,通过眉山先生和颍川孺子的对话,主要通过苏公的讲述,向人们描述了杭州的山川风物之盛,这大概是这篇赋名曰《七述》的原因。当然,这也是这类赋体的基本格式。这篇赋的第一部分说:

  
  眉山先生怀道含光陆沈于俗。日与嵇阮赋诗饮酒,谈笑自足,泊然若将终身焉。于是,颍川孺子闻而往从之。蹑屐担簦,破衣踵门,及阶而止。望帷而称曰:“不敏闻先生之谊,敢待于下风。”先生矍然惊曰:“孺子,来。吾恶夫世人之保我也,久矣。而不能使人之无我保,则户外之屐满焉,将命欤?吾无所逃此。虽然,孺子何为者也?”孺子曰:“幼而多冶,长而屡穷,遭先生乎龃龉之涂,陪先生乎寂寥之事,乐先生之所为乐者,以白吾首其已乎?”先生哑然笑曰:“孺子,上。吾以乐而未尝无以乐者,顺也。羁旅于吾有时矣。亦尝闻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丽、夸靡饶阜可乐者乎?”孺子曰:“先生不以不敏为难与言,得闻咳唾之音,不敏以为幸,先生将何以教之?”
  
  赋中所写的眉山先生和颍川孺子都是不合时宜之人。无论眉山先生的“怀道含光陆沉于俗”,还是颍川孺子的“幼而多冶,长而屡穷”,总是与世事相龃龉。这样两人就有了感情和思想基础,就有了成为忘年之交的条件,于是才可以高谈阔论。其实晁补之的这些话,和以后朝云所说的“先生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话一样,都让苏轼有知音难觅的感觉,这也可能是苏轼因此奖掖晁补之的原因。当然,苏轼最欣赏的应该还是晁补之所抒发的隐逸之志,因为这契合了苏轼此时的思想状态。这种仕与隐的矛盾心情,在苏轼此番来杭州上任的途中就已经显露无遗了。他在镇江所留下的《游金山寺》这首诗中,曾经很清楚地发誓:“有田不归如江水”。原来他不能归隐的原因仅仅是没有川资。晁补之可能早就洞悉了苏轼此时的想法,因此才得以赋《七述》而赢取苏轼的褒奖。所以,在这篇赋中,晁补之借眉山先生之口说出了苏轼此时的想法,那就是湖深可以寄形,山幽可以藏拙。可以与鸥鸟同居,也可以与麋鹿同游,只要远离喧嚣的尘世就好。因为他本来就是为躲避灾祸而主动要求离开汴京的。这篇赋的结尾部分化用了陆机的两句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为顾彦先赠妇》)而此次离开京师的苏轼,不正是因为担心汴京的“风尘”弄脏自己的“素衣”吗?因此,这篇赋在尽述杭州的山川、风土以及人物之后,就用隐逸之乐作结:
  
  先生曰:“西湖之深,北山之幽,可舫可舟,可巢可楼。与鸥鸟居,与鹿豕游,渔蓑山屐,烟雨悠悠。寂寥长往,可以忘忧;风衫尘袂,京洛何求?不如西湖濒,不如北山阿。白苹緑芰,紫栢青萝。反裘坐钓,散发行歌。人生安乐,孰知其它。茫洋以为栁溪,盘旋以为李谷。卷轲辩乎三尺之喙,扩夷隘乎十围之腹。此古君子所以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若是何如?”孺子竦然,离席而立,曰:“盖闻达人不忘身而先利,志士不贪时而后义。隐之所尚,得全于天也。孺子不敏,乃今得闻出处之际,敬再拜受教。”
  
  可见,年轻的晁补之对苏轼不仅是文学上的仰慕,还有对其思想和人格的认知。这里之所以认为该赋是为苏轼而作,是因为此前一年,也就是在晁补之十九岁时,他曾上书杭州教官吕穆仲而求知,在信中表达了其奋发蹈厉的用世思想。他说:“三代以降,世既多事。贤者不忍拱手以视天下之纷纭,而思有以治之,则争相奋厉发于畎亩之间,携奇策以干时君,曳长裾而游王门,以身任职,以职任事,各务有立于世。”他甚至于在书中说,那些不获知于当时而退隐于山林的人,都是无能之辈。(《鸡肋集》卷五二《上杭州教官吕穆仲书》)而此番袖文谒见苏轼,他大谈山林之幽,隐逸之乐,可见确有投苏轼所好之意。

  
  

最新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发表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