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湾连红渚，宛似武陵迷——晁补之的故乡风土与世情 - 第3章水浒家山 - 苏轼门人：晁补之传

第2节翠湾连红渚，宛似武陵迷——晁补之的故乡风土与世情

　　宋朝京畿以东的应天府以及济、单、曹、濮诸州属于黄淮之间的平原地区，这里一马平川，没有山林之胜。偶有几座小山包，也往往淹没在桑麻平野之中。当地百姓大多以禾麦菽麻为主要农作物，种桑养蚕也是主要的农事活动。晁补之在《照碧堂记》中这样写道：

　　去都而东，顺流千里，皆桑麻平野，无山林登览之胜，然放舟通津门，不再宿至于宋，其城郭闤閈，人民之庶，百货旁午，以视他州，则浩穰亦都也。

　　照壁堂是应天府的一座城楼，登上这座高楼眺望，满眼都是整整齐齐的桑麻，好像没有什么灵山胜景。然而，这里人烟稠密，货物阜盛，也不枉被宋人称作南京。济州在应天以北隔着单州和曹州的二、三百里之间，风物大体相同。晁补之在考中进士归乡的途中曾留下过这样的诗句来描绘自己的故乡：“千里东归暮景清，桑麻暗地日衔城。”（《及第东归将赴调寄李成季》）此后，在曹、济之间来往之时，晁补之还有“萧萧班马鸣，落日大野中”（《曹州道中》）的诗句，可见这一带平原暮色的高阔空旷。然而，济州的景色并非完全平淡无奇。

　　毗连着济州城的巨野泽，是由古济水积聚而成的一个大湖泊，这里另有一番风致。巨野大泽的形成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后来水面逐渐北移，便形成了以梁山为中心的水泊。由于湖面广大，水草丰美，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片风光旖旎的景色。夏秋时节，有鸥鸟飞翔，荷花映日，连绵不断的蒲草芦苇更是如硕大无比的碧色巨毯，平铺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旖旎的自然风常常让人沉醉。元符二年六月，晁补之在和他的族叔——著名词人晁端礼话别南行的时候，曾乘舟游览梁山伯并留下了《满庭芳》、《满江红》等几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其中，他的《满庭芳》写道：

　　鸥起苹中，鱼惊荷底，画船天上来时。翠湾红渚，宛似武陵迷。更晚青山更好，孤云带、远雨丝垂。清歌里，金尊未掩，谁使动分携。竹林、高晋软，阿咸潇散，犹愧风期。便弃官终隐，钓叟苔矶。纵是鸣鸿云外，应念我、垂翼低飞。新词好，他年认取，天际片帆归。

　　词的上片以清新流丽之笔写出了梁山伯的优美风光。白鸥绿苹、碧水红花，画船轻泛在青山倒影之中。黄昏里，朦胧烟雨，丝丝拂面，带来阵阵凉意。一曲曲清歌缭绕在耳际，在这样的时刻，怎么能让人舍得别离？这是宋代文人最早正面描写梁山水泊风光的文字。

　　因为地似水乡，当地的百姓因而也大多“赖其蒲、渔之利”，或捕鱼为业，或编织芦席蒲苫以为生计。在太平的年景，水泊周围的百姓凭借着勤劳的双手，生活也算得上平静安逸。

　　然而，晁补之生活的那个年代，宋代社会正日益走向动荡不安。“三冗”如一座座大山压在朝廷的头上，国库一天天干瘪。王安石的变法最终也没能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而一些宵小之人则趁机为非作歹、横征暴敛。《宋史?杨戬传》载：“筑山泺（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立租船纳直，犯者盗执之。一邑率于常赋，外增租钱至十余万缗，（其余税赋）水旱蠲税，此不得免”。这就是说，杨戬在此为官的时候，开始依船交赋，如果违反，便以强盗论罪。如果遇到水旱之年，耕地种田的可以免税，而赖其蒲、鱼之利的渔民则不能免税。杨戬死后，李彦继其职，为害更甚。此时，京西的提举官和京东的州县吏为虎作伥，使广大百姓求生无路。人祸之外，还有天灾。据气象资料显示，公元1050至1120年，亚洲季风渐强，北方降雨增多，这就造成了多次河患。据《宋史?河渠志》记载，自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至元祐九年（公元1094年），不到二十年间，黄河决口四次，此后至徽宗即位，仍有溃决。天灾人祸相威逼，致使京东路百姓铤而走险，聚为贼盗也就在所难免了。熙宁十年前后，晁补之回乡丁忧，生计困难，以至于卖牛补屋，正是此时百姓生活困难的具体写照。

　　京东路所辖区域自古就是强人出没的地方，秦末巨野人彭越曾经以巨野泽为根据地跟项羽展开游击战，数次截断项羽粮道，最终协助刘邦击败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他本人也被刘邦封为梁王。唐朝末年，黄巢又起兵于冤句，最后竟导致了大唐王朝的覆亡。北宋中后期的贪官政治，直接造成了官逼民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宋江便啸聚梁山泊起义。宋江起义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因为此时京东路的广济河是北宋末年的主要漕运水道，况且又经过梁山泊，这里水面辽阔，芦苇丛生，为盗贼的滋生和活动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加之贪官肆虐，民不聊生，一人举义，则应者影从。宋江因而成为这一带极为有影响的水上贼寇。其实，这些在黄金水道上劫掠的盗寇，除了宋江这样的江湖中人，还有梁山泊、南清河沿岸的农民和渔民。他们是贪官逼迫失去了生计的流民，黄河历次泛滥造成的灾民。当然也有一些犯了律条的各色逃犯，抑或是像林冲这样被官府逼上了绝路的军官。他们都是宋江的同伙和同盟军。不仅如此，《宋史》中还有漕运吏卒监守自盗的记载：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至托风水沉没以灭迹，官物陷折，岁不减二十万斛”。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苏轼知扬州，也发现“（操舟者）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由此可见，在当时内外相通、率为劫掠的现状和巨大规模。当然，此时京东路造反的也不只宋江一伙，因为海州知州张叔夜在逼降宋江之后，曾在济南府设计歼灭了“山东群盗”。而在张叔夜之前，晁补之在绍圣元年知齐州的时候，也曾经悄然侦知当地强盗的姓名，在他刚到任的时刻，便“召捕吏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终，悉擒而还。”（张耒《晁太史补之墓志铭》）由此也可见盗贼之风的盛行。

　　总之，宋朝的京东路一带民风淳朴、尚武豪侠，这为晁补之植下一种天生豪隽的基因。此外，故乡历史上一些人物的英雄事迹同样激励着晁补之对军事的兴趣。这是他年轻时喜读兵家之书的因由。他曾经很认真地在还未出仕之前向朝廷进献《安南罪言》，用洋洋洒洒几千字的笔墨详述交趾作战的方略。后来也曾经在辽宋边情紧急的时候，向朝廷献上了他平生最长的一篇文章——《言北事疏》。我们可以想象，彭越、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徐懋公们的千秋功业，肯定会让他心向往之。然而，家学的传统与儒家思想的熏染，让晁补之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深于经术的儒士，仁民爱物的思想体现在他一生为官作宦的人生实践之中。所以，在齐州任上，面对河北灾荒而流入齐州的大量灾民，晁补之总是极力安抚。他为灾民建起临时住处，并且用朝廷赈济的粮米设立粥棚，同时又购置草药以防疾病蔓延，每一件事他都亲自过问。在他的体恤之下，几千人得以活命。在赴河中府就任时，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修通了当地百姓渴盼的黄河大桥。在晁补之为官的时光里，除了短暂的牧守经历，“庠校五岁，馆阁四年”（晁补之《谢淮南漕彭元施启》），更多的时间是在学校、秘书省和史馆。在晁补之的思想中，儒家思想是基础，受时代和家庭的影响，佛教和道家思想对他濡染甚深。然而，晁补之一生却豪隽但难以洒脱，超迈但难以出世。这是他诗词之中多沉郁悲咽之音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