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黑糊糊的，生病的太婆躺在里间，她指着不远处的桌底下，呓语般地对家人说，看啦，鱼在跳，那么多小鲫鱼啊。
　　
　　1979年的天空，不明媚，日子还穷，家里拿不出好吃的。久病的太婆，嘴里没味，想鱼吃了。而鱼，只在过年时才有。
　　
　　那时，我们一家九口人，挤在三间茅草屋里。冬天的夜晚，风呼呼刮过来，刮得窗户纸哗啦啦。真冷。煤油灯的影子，在墙上晃啊晃，母亲在灯下缝补衣裳，一屋子晕黄的光。我们兄妹几个争抢着一个小脚炉，那里面，有星星点点的温暖在跳跃。突然，从村东头传来尖利的呼叫声，救火啊！声音继而变得芜杂，吵吵嚷嚷，很快的，一个村庄沸腾了。父亲说，不好，哪家又失火了。爬起来拿了脸盆就往外跑，他去救火。
　　
　　村子里的人家，一律的茅草房，土灶搭在屋内，烧饭是半大孩子的事。孩子粗心，稍不注意，灶堂的火星子，掉到灶门口的草上，就会引发一场大火。每年冬天，都有人家被烧得一无所有，呼天抢地的。幸运的是，我家的老屋，一直安然无恙，庇护着我们的饥寒。
　　
　　1983年，喜欢弹弹唱唱的父亲，倾尽老屋所有，捧回一台收音机。一场大雨后，我们踩着水洼子，放学归来。空气中，是湿漉漉的青草的味道，碧空如洗。我们人还未到家门口，远远望见老屋，觉得不一样了，那么洁净，屋顶上，每一根茅草，都被雨水洗得发亮。更让我们发怔的是，从老屋里，竟传出歌声来，高亢的女声，伴着乐曲，是首《洪湖水浪打浪》，那时正流行。兴奋地冲回家，一屋的人，正围着一个木匣子说话。我们认得那是收音机，在城里亲戚家见过。心里别提多激动了，伸出手去，不敢碰它，生怕一碰，它就会坏掉。邻居驼背奶奶要回家做晚饭，边走边冲着收音机说，姑娘，别唱了，歇一会吧，再这样唱下去，嗓子会唱坏的。父亲笑呵呵跟驼背奶奶解释说，只要有电池，它会一天24小时唱的。收音机后来成了我和姐姐的宝贝，我们抱着它，听评书，听越剧，穷日子过得天天鸟语花香。
　　
　　电视机走进老屋，是在1986年。父亲和叔叔合包了一家小窑厂，用砖头向别人换了一台电视机回来，黑白的，十四英寸。电视天线搭在门口的桃树上，收到的台并不多，也就三两个。那时正热播连续剧《京华春梦》，偏偏电视信号不好。弟弟把天线拨弄得像只要飞的蜻蜓，我们看着电视里的雪花，一会变多一会变少，急，叫道，好啦，再调一点，好啦。有时碰上停电，满场等着的邻居们，恋恋不舍地一个一个离去，电视寂静了，老屋寂静了，寂静得我们想哭。我们多想每天看着电视，一直看到电视里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再见。”然后，一片雪花白。那时的愿望没出息得很，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能买一台大一点的电视机，不停电，天天看到雪花白。
　　
　　后来我外出读书，在外工作，老屋仅成了偶尔回去歇歇脚的地方。每次回家，都觉得老屋又矮了一截，又苍老了一些。穿着高跟鞋，再踮一踮脚，就能摸到它的顶了。疑惑着，当年，九口人怎么挤在这老屋下过日子的？
　　
　　父亲着手砌新房子，已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了。村子里，许多人家的房子都翻新了，甚至有人家盖了楼房，茅草房越来越少见。父亲跟着邻居种植大棚西瓜，手上有了几个闲钱，他捂不住了，着手往家里搬砖搬瓦。不久，在老屋的前面，竖起了五间大瓦房，还另盖了两间小阁楼。照父亲的意思，他和母亲，也要享受住楼房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