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抱母亲下楼时,我看到了她眼角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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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母亲走的时候,有我在她身边。
母亲得病以来的十几年间,举凡大病小情,都是有我陪在她身边的。看病、吃药、陪护……知道的人都说:这老太太可算是得了老儿子的“济”了(大概是养儿回报、老有所靠的意思)。不管说这话的人出于羡慕、嫉妒或是讥讽,我都不在乎。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希望能使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从心里稍稍感到一点骄傲,同时也是为了尽量减少我的遗憾——在母亲有生之年。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说当有一天,做子女的真的开始意识到父母的重要性和意义的时候,真的发自内心要好好孝敬父母一场的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父母的离去已经把这种机会永远地收回了——人生的大无奈莫过于此。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母亲没有工作,自然也就享受不到公费医疗。昂贵的医药费开支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负担。入院第一天,母亲住在急诊的监护室,一天下来包括药费、检查费、CT、胸片、氧气、化验、床位、心电监护设备,等等,花了两千多元。
这样过了两天,一位姓罗的年轻大夫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交了底——
“长此下去恐怕你们家属承受不了,老太太这病也就是再坚持几天的事,不可能有什么起色。不如撤掉监护仪,从监护室转到急诊观察室,继续维持用药,这样可以替你们省不少钱——”看我如梦方醒,点头同意,他马上又补充说,“大主意还得你们拿,我只是站在你们的角度考虑,给你们这样的建议,别回头真怎么样了……”我知道他其实是不想好心反落埋怨——怎么会呢?俗话说“治病不治命”,母亲命中有此一劫,我们也只有认命。只是没想到,这样一来,却更加委屈了母亲。
征得了我的同意,罗大夫在母亲的病历本上迅速写下——
患者家人经协商,要求转出监护室。拒绝心电血压监护,留观在观察室,仅吸氧及目前输液用药维持,并拒绝临终抢救如气管插管、胸外按压、电除颤,等等,医师已向家属交代病情危重,随时会死亡,如出现一切后果,责任自负,签字为证。
最后是罗大夫和我的签名。
没人逼迫我签。我犹豫了片刻,还是签了。这一签字,母亲注定要在世上少停留几日。
深度昏迷中的母亲没有办法自己做主,就只好由她的儿女做主。我们一相情愿地轻易决定了母亲是多活一天还是少活一天——现在想来,我们有权这样做吗?
我当时只是觉得,不想再看到母亲粗重、痛苦地喘息了。病床上的母亲双眼紧闭,面色蜡黄,呼吸困难。她太难受了。母亲自己想必也不想这样吧。
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换了是由母亲做主,来决定她行将死去的儿子是否多留在世上一天,哪怕仅仅维持心跳和呼吸,我想母亲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大声嘶喊——能多留一天算一天!!!
这就是我们与天下母亲的根本差距。
可见,我们有多自私!
把母亲从监护室的气压床挪到普通病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根本不会借力,稍一挪动就可能伤着她的筋骨。况且,昏迷中的母亲根本不会表达她的疼痛。这次多亏了一位又高又壮的铁塔似的护士帮忙,将母亲成功平移。
记得刚来医院就诊那天,先是我抱着母亲下了四楼——哪里是抱啊,母亲的身体被我窝巴成一团,全部重量都在向下出溜,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她勉强塞进汽车后座。那时母亲的神志已完全模糊。在我抱她下楼的过程中,我和母亲的脸挨得很近,我分明看到母亲眼角流出了晶莹的泪,但面无表情。
我顿时一阵悲伤,母亲一定意识到,她是再也回不了这个家了。
在医院又经历了数次大挪移。从担架车挪到病床,又从病床挪到平推车,挪到CT台上,一次次地调整位置,照完CT,再搬回平推车,挪回病床。
这次,是活着的母亲最后一次挪动了。
四天以后,母亲死在这张床上。
“铁塔”护士最初的力气和热情劲儿着实令人感动,我和姐姐连连道谢。可没过几天,“铁塔”护士出言便很不中听了。在她当班时,我们请她为母亲测量体温,或是报告她是否该及时加药了,“铁塔”开始变得很不耐烦,经常听她有意无意地甩出一句:“你们家属不都已经放弃治疗了吗?”或者:“其实再加药也没什么用,反正你们拿来(药)我就给你打。”……让人别扭。
倒是最先向我们交代实情的罗大夫,对日渐衰微的母亲依然每天认真查看,还主动提醒我们:即使老人快不行了,也要经常给她翻翻身,别长了褥疮,老人受罪(用湿棉签沾嘴唇的细节也多亏了罗大夫的提醒)。这种时候——特别在这种时候,医生一点一滴的人性关怀,都会让我们有说不出的温暖。
我知道,医生写在病历上的近乎冷漠的措辞,无非是怕万不得已的时候,家属翻脸不认账,事先分清责任,这对医院和医生都至关重要。我还知道,“铁塔”护士见惯了生死别离,可谓阅人多矣,她是有一说一,口无遮拦。但此时此刻的直言不讳,是有悖于医学人道主义精神的。在医生面前,病人永远是弱势,病人家属于是也就只有处处卑微、时时小心——这不反常吗?!
母亲与十几个来来往往的急诊病人同住一室,这使得我们陪护的家属不得不表现得谨小慎微,生怕母亲哪口气捯不上来,恰被这拨儿病人赶上,给人家心里添堵。晚间的观察室是不熄灯的,送来的急症病人大都输完液就走。他们中,有受伤的工地民工,半夜突然摔倒的老人,跟丈夫怄气喝农药自杀的糊涂村妇,歌厅里为了女人被人花了的内蒙歌手……形形色色。偶尔被巡逻的警车送来一个“路倒”,摔得一身泥水,喝得不省人事。警察从他口袋里掏出钱给他取药,他当时哭得一塌糊涂,对我公安民警感激涕零。一早醒来,却骂骂咧咧——“谁他妈给我送这儿来了?不就喝点酒吗,花了老子三百多块——谁?”
不管他们正在经历着怎样的飞来横祸,他们都只是这间急诊病房里来来往往的过客。他们在此稍作休整,擦干身上的血迹,填充好弹药粮草,便又奔赴火热的生活第一线去了。而静静躺在角落里的母亲,将永远无法走出这间病房。
母亲正在昏迷、沉睡,补足她一生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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