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节 江浙财团，民国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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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中国存在三大财团：华北财团、江浙财团、华南财团，其中江浙财团的名头最响、实力最强，与政权的联系最为紧密，所以在民国历史上拥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地位。
江浙财团的称呼比拟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是套用日本财阀的概念，最早的雏形是宁波商帮。宁波商帮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业已形成国内一大商帮，在上海业界中的势力地位无可比拟。在当时，上海业界中人常以自己为宁波籍而引为自豪与荣耀。有这样一则故事，说的是银行“大佬”王伯元，祖籍浙江慈溪，其母是苏州人，王小时候随母生于苏州。后来，王伯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代理会长时，讲话中常露苏州口音，有人觉得奇怪，问：“你一苏州人为何担任宁波同乡会会长?”王伯元立刻虎起脸来，严肃声称自己是地道的宁波人，而且是宁波慈溪王氏二十二世孙，有宗谱为证！
在清末向民国的过渡时期，宁波商帮既大力扩展经营活动领域，又逐步扩充该帮成员，其联络对象由宁波籍扩大到了浙江籍、江苏籍，甚至还包括安徽籍。宁波帮经营的成功和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使人们对其越来越另眼看待，宁波籍以外的一些商人与资本家出于各自的目的，也十分愿意与宁波帮建立并发展经济等多方面联系，并逐渐成为非宁波籍的宁波帮成员。随着宁波帮的财富与集团实力、经验的迅速增长和积累，19世纪末，它已发展成为上海最重要的经济力量，20世纪初，宁波帮则演变扩大为“大宁波帮”——江浙财团。
从宁波帮发展而来并以宁波帮为核心的江浙财团，支配着上海的钱庄业、各大商号、大部分买办及各类经纪人、多数纺织工业企业、主要的航运公司、最有资本实力的商办银行乃至主要的商号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因为江浙财团的基地在上海，垄断着上海经济，是影响和制约上海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因素，人们有时又将江浙财团唤做上海财团。
江浙财团的“台柱”人物莫过于被称为“上海闻人”的虞洽卿。虞洽卿，航运业资本家，名和德，浙江镇海人，生于1867年。早年做学徒，当买办，后来独资创办三北、宁兴、鸿安等轮船公司，到抗战前夕，三家轮船公司总吨位达91000余吨，为民营之冠。此外，他还投资于上海中法大药房、信谊化学制药厂、大华无线电公司、江南造纸公司、宁波永耀电灯公司等企业，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职。
虞洽卿是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五四”运动时，他以上海总商会会长身份操纵会务，阻挠罢市斗争；“五卅”运动爆发后，又操纵上海总商会,破坏“三罢”斗争。1926年11月,虞洽卿亲自前往南昌谒见蒋介石，代表江浙财团许以金钱资助。翌年“四·一二”政变后,被聘为上海警备司令部顾问。从此,虞一直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
虞洽卿是通过浙江同乡陈其美、张静江等与蒋介石相识的。当时，蒋介石从日本回国，曾在虞洽卿家住过一个多月。虞洽卿见蒋介石闲来无事，便介绍他到自任理事长的证券物品交易所，所谓蒋介石曾在交易所混的说法，就是指的这一段。后来蒋介石在交易所投机失败，背了不少债务，得虞洽卿之助后，逃过债户的追逼，去广东投奔了孙中山先生。
虞洽卿就因为这样一个机缘，和蒋介石、浙江财团，以及上海滩上的黄金荣、杜月笙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后来蒋介石到黄埔军校任校长以及领导北伐，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革命军北伐抵达南昌，剑指上海，这时候的虞洽卿坐不住了，心里犯嘀咕：如果都是扶助农工，那我该怎么办?
在此情况下。身为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代表上海商人坐船西行去南昌拜见北伐军总司令、比他小20岁的宁波老乡蒋介石。当时，虞洽卿等人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其一，上海当时的实际控制人、军阀孙传芳提出了一个“大上海计划”，建议由军人、文人和商人组成一个治理集团；其二，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也在积极活动，上年10月，共产党人周恩来组织发动工人进行武装暴动，起事失利，然而他仍在积极筹划第二次行动；其三，就是投靠以“三民主义”为号召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日后可见，上海商人对旧式军阀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而作为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与劳工阶层在精神理念和行事原则上也南辕北辙。虞洽卿理想中的出路是实现上海自治，在他看来，与同乡蒋介石结盟，将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
见到蒋介石以后，虞洽卿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真要帮助穷人吗，那我这儿怎么办?蒋介石就说了一句话，“穷赤佬怎么靠得住?”他说的是浙江话，意思是说，你放心吧，我是不会信穷人的，穷人怎么靠得住?!这虞洽卿心里就踏实了。他又问：那北伐军要打倒列强，我在洋人那儿干过，我还跟洋人做生意呢。蒋介石又说了一句话，“洋人怎么打得过?”虞终于清楚了，蒋介石并不跟洋人真干，于是就说：那我回去，我怎么帮你?蒋介石说：我不日就会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黄先生说一下，帮我维护好上海治安。两人就此达成了默契。
3月21日，上海劳工发动武装起义成功，组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虞洽卿被任命为19位临时政府委员之一。对此任命，他不置可否。
3月26日，蒋介石率部进入上海，虞洽卿当晚就去龙华见他，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后来公布的委员会名单中，虞洽卿和钱新之都在内。
3月2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推虞洽卿、王晓籁、吴蕴斋、钱新之、王一亭、荣宗敬、穆藕初等29人为代表，于29日谒见蒋介石。蒋在接见他们时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商界得蒋保证后，即于4月1日给了蒋介石300万元。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他们于4月25日再奉送了300万元。
这就是后来我们党史里头讲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背景。很简单，就是杜月笙、黄金荣出打手，虞洽卿埋单。虞洽卿曾三次筹集行动经费，他们叫做“革命善款”。他是商会会长，帮助蒋介石募捐，发动“四·一二”政变完成了清党。在所谓“清党”的行动上，虞洽卿也与黄金荣等密切配合。据说1937年4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起在黄家花园举行所谓的“清党十周年纪念会”，虞洽卿与黄金荣、杨虎、张啸林、杜月笙等人被列为“五功臣”。
经过虞洽卿等人的斡旋与活动，浙江财团中的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东莱银行等先后向国民党政府“来归”和“报效”，认购了成千上万的军需债券，蒋介石这才有了充足的军饷，用以对付北洋军阀和共产党。
正是有这样一层关系，虞洽卿的民营企业，始终受到南京政府的关照，发展得越来越大。抗战的时候，整个运输都归虞洽卿管；抗日期间国民政府搬到重庆以后，从缅甸往重庆运输物资也由虞洽卿负责。所以虞洽卿的生意一直一帆风顺。而且，任何时候，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只要找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就直接给钱，算是归还“革命善款”；另外国民党还批了他一个交易所。据说，那时候没有人敢得罪虞洽卿，抗战最激烈的时候，在宁波的一个城防司令，也是黄埔军校蒋校长的学生，曾向虞洽卿募捐，虞洽卿耍了他，答应捐了，回头说没带支票，赖账不给。那个人就把虞洽卿的客船给扣了，结果虞洽卿就告诉了蒋介石，说那个人破坏抗战，把船扣了，到处都是滞留的难民。蒋介石居然下令把那个人给枪毙，由此可见虞洽卿当时的官商地位。
直至终老，虞洽卿仍和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36年6月19日，是虞洽卿赤脚闯荡上海滩55周年纪念日，同时也是他的70岁寿辰。蒋介石特地从南京赶赴上海来祝贺，还当场委任虞洽卿为国民政府荣誉主席。1945年4月21日，78岁高龄的虞洽卿，又一次接到蒋介石颁发给他的委任状，委任他为云南省副省长兼昆明市市长。虞洽卿欣喜莫名，次日即订好了赴昆明的飞机票，票期是26日。但22日那天晚上，正在张静江、杜月笙等人为他设宴饯行的当儿，他的急性淋巴腺炎症突发，至原订的26日启程之期，竟溘然长逝。逝前的虞洽卿还不忘蒋介石，曾提出捐献千两黄金，用以支持抗战。蒋介石也投桃报李，亲自赴灵堂吊祭虞洽卿，挽文洋洋有千余言。其中云：“创兴实业，开发交通；辛亥淞沪光复，劳军筹饷，弗避艰危；于历次革命运动中，援后支前，耆期爱国，曾不后人。”又以国民政府名义，上送巨型匾额一幅，上书“输财报国”四个大字。国民党常委会还令国史馆为虞洽卿立传。
当然，江浙财团中也并非铁板一块，同是宁波老乡的银行家宋汉章对蒋介石就不那么百依百顺。
1927年3月北伐军抵沪后，蒋介石多次责令各业垫款筹饷。5月2日银行和钱庄业再次讨论筹款时，中国银行就表示有困难。次日，蒋介石直接致电上海银行公会会长、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军需孔亟，请竭力设法预购二五库卷一千万元，限本月5日前解交。”并以高压语调责道，“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若不如数筹缴，不惟妨碍革命进行，且不足以表示赞成北伐与讨共大事。”宋汉章于13日复函对蒋述说事实并非如此，蒋在20日再次致电宋，严责“贵行在汉竟给共产政府（当时宁汉政权对立，此处指的是武汉政府）以1800万元之报效，使其尚敢负隅一方”、“此次沪上借款……贵行竟表示反对，始终作梗”、“务请于23日前补足一千万元”。次日，宋汉章一方面复电给蒋介石，说明“汉行非属沪行管辖”，与己无关，同时又表示“现正由此宁、浙两行筹商续垫200万元”，另一方面又致函负责筹款事项的财政委员会主任陈光甫反映沪行困难：“宁浙两行再垫200万元已超出千万元之数。在政府虽属杯水车薪，在银行已属筋疲力尽……如坚欲急垫，必将动用准备金。由此而设谣言一播出纷纷挤兑，汉章个人原不足惜，恐银行从此倾覆，金融亦将不可收拾，反响及于财政，此汉章期期以为不可者”、“预恳诸公据实转陈”。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已迫不及待，于21日再度指责宋汉章等人拖延借款，说他“毫无信义可言，何必客气”。25日，蒋介石又电告陈光甫等人，指责宋汉章“着筹之款延宕无期”、“吝惜至斯”，还表示“如照法律言，而谓其阻碍革命有意附逆亦可，请诸公从严交涉……千祈勿徇私情”。这些函电充分说明蒋介石对宋汉章已是箭在弦上，随时将对他采取报复行动。
宋汉章坚持不让步，却急煞了陈光甫，他不想把事情搞僵了，于是赶紧写信劝蒋介石慎重处置，提醒他说：“若逼中行以准备金提垫将酿成挤兑风潮、金融恐慌”、“操之过急金融发生问题，今后将筹垫无门”、“必遭别国对华反感”。6月7日，蒋介石回函表示理解，并称“中行事鄙意当不使吾兄独为其难”，一场风波终于止息。宋汉章在蒋介石的高压下，坚持不动用中行准备金，不仅显示了“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坚毅品质，更使中行在国内外保持了良好信誉，为业内人士所称颂。
然而蚂蚁终究斗不过大象，宋汉章再“硬”，怎奈何得了拥有“枪杆子”政权的蒋介石，后来中国银行还是不得不提供部分借款，然后往返折冲，经浙江财团与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达成协议，同意蒋介石的要求，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作抵，由上海银钱业、上海商联会、江浙两省绅富和两淮盐商分摊认购，后又以关税附加作抵，续发库券4000万元，仍按原比例分别认购。这样一来，才终于使蒋介石释怀。
江浙财团寄希望于南京政府能够实现国内的统一和稳定，取消外国企业在华的经济特权，镇压工人运动，蒋介石政权为了自身的需要﹐也对江浙财团给予了一定扶持﹐吸收他们中的某些人担任国民政府财经部门的职务﹐承认和偿还北洋政府的旧债。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大量发行国内公债﹐江浙财团的一些大银行从承购公债中获得优厚利润﹐得到畸形发展。江浙财团虽然为蒋介石建立国民党政权起了支持作用，但终究逃脱不了沦为其附庸的命运。
“四·一二”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即以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名义，下令将上海总商会及会董一体解散。之后，蒋介石委派宋子文等人采取分化和相互牵制的策略，与一个又一个商人组织分别谈判，使其不可能进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那些不顺从的商人则被认定为卖国的“买办型商人”，受到打击或者清理。1927年7月，蒋介石颁布法令，宣布上海市政府从此直接受控中央政府，所有上海市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行业间一切职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这些接踵发生的突变，显然大大出乎虞洽卿们的预料。到1930年前后，自主、独立的上海民族商人团体完全失去了主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官僚资本主义。自1911年之后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繁荣景象到此戛然而至。很多年后，法国学者玛丽·贝热尔评论说，“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的背叛，由于他们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便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权力又正是由其帮助才得以恢复的。”斯言悠悠，可谓泣血之论。
江浙财团曾试图向政治领域渗透，但他们分享政权的意图受到蒋介石的坚决抵制，不仅如此，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经济“武器”也逐渐被缴械，以至于毫无还手之力——1935年，国民政府利用美国的白银政策在中国引发的金融恐慌，从1亿元金融公债中抽出1500万元强行注入中国银行，使官股达到总资产的50%，抽出1000万元注入交通银行，官股达55%，国民政府一举控制了两家最大的民营银行。不久后，国民政府又如法炮制，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此三行连同中、交两行创办的新华信托银行组成了小四行，与四行两局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系。至1935年时，全国2566家银行有1971家被国民政府所控制。这种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江浙财团的最终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及陈立夫“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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