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微释义•领导力
-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封商鞅为左庶长,让他主持变法。于是,商鞅制定了新的法令:
实行连坐法,鼓励告奸;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
限制贵族特权;
鼓励民户分居;
奖励耕织,抑制工商业;
焚烧诗书,禁止游说之人。
变法之初,商鞅怕老百姓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新法令,于是采用了赏赐搬动木头之人的方法,告诉大家自己说得出做得到。在有人搬动木头得到赏赐后,变法最终突破重重阻力得以顺利施行。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懂得如何让民众支持自己。商鞅立的是“木”,其实也是“诚信”、“不欺”和“信服”。在变法中,“信”是最重要的,没有“信”,任何“令”都将是一纸空文。
《贞观政要》中说:“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说出的话不能让人们相信,那是因为说话的人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下达的命令人们不遵从,那是因为下达的命令根本就没有诚意。没有信用的话,没有诚意的法令制度,对国君来说,就会败坏自身的品德;对臣下来说,则会危及身家性命。对于德行高尚的人来说,即使在世道衰落的情况下,也不会做出失信的事情。
对于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同样是改革家的宋朝宰相王安石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他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而毛泽东对商鞅“徙木立信”的思考,则又比任何古人都来得更深刻。
1912年6月,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堂就读时,有感于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写下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文章,大发感慨。毛泽东认为商鞅所推行的新法,本来应该是“利国福民”的“良法”,是秦国“战胜诸国,统一中原”的“大政策”。可黎民百姓却不能认识这些政策的好处,非要统治者“煞费苦心”用徙木立信的办法来推行不可。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认为,理想的国民,应该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坏的法令就反对。由此观之,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说明“吾国国民之愚”。“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这反映了当时毛泽东的观点,他还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就在“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知识界、思想界的一个共识:“改造国民性”。
“令”有“诚”与“不诚”之分,国民也有“愚”“智”之别。“令”要推广开来,“国民之智”还得培养起来,“国民不愚”,“令且诚者”,领导者就用不着像“徙木立信”那样大费周章了。
康梁变法时,民智未开,结果失败。之后,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这为中国近代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再后来的一系列改革,则是在思想大解放,固有观念被打破的前提下取得成功的。一系列事实表明,民智的开启有助于政治制度改革更好地进行,是其全面深化的前提。
领导者要推行改革,有新的政令要施行,政令的好坏固然重要,但民智的开发与思想观念的改造,更加不可忽视。一个好的法令,一个推行好的法令的政府,一个有法纪观念的国民群体,三者互动,才能让政令畅通无阻。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不是“牧民”“治民”,而应该是对话、监督的关系,将正确的思想和理念灌输给被管理者,让其一点一点接受,而不是把自己捧到高高在上的位置上,离“民”十万八千里。
社会在发展,“民”的思想觉悟也在提高。毛泽东当年哀叹“民智不开”之后,时间的车轮又滚动了一百年。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年代,社会信任越来越依赖于公开透明机制的保障,而越来越少系于少数人的个体权威,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也越来越成熟,在某些方面可能已经演变为了“民智已开”而“官智滞后”。
相比于开启民智,开启官智则要困难得多,也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官智是否开启、官识是否统一,“民意的重量”在官员心中有多少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标准。在现在这个时代,怎样听民意、集民智,其实已经一点也不难了,关键是如何提升理念,用普世价值充实自己的头脑,从而真正做到尊重民意、民主执政、民主决策。而听取百姓意见、尊重民众意愿,就是民主行政的具体体现和具体行动。百姓意愿、人民意志不可违,这是一种常识的观念。如果官智不启,官员始终停留在“高人一等”的自我定位上,那么,很快就会站到民意的对立面、弃民意如草芥,从而导致对立、对抗,结果往往是“双输”而非“多赢”。
领导者如果能以“亲民”的态度出现,在人们心中具有足够的公信力,那么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徙木立信”。纵观毛泽东一生,他正是因为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名人民的领导者,而不是将自己与民众割离开来,才真正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与坚定拥护的。
取信于民的领导者,才称得上是合格的领导者。每一个领导者,都应该将自己塑造成具有商鞅一样能为民谋福利的“官智”,又能帮助人民接受革新理念,开启“民智”的优秀领导者。
- 最新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
- 发表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