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康有为来了，快跑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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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给大清以极大的刺激。当然这种刺激也可以称作教育。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时曾这样表达过：
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这种意思对大清同样适用。维新高潮时期，日本的维新之父伊藤博文访华，康有为前往拜访，讨要变法良策。伊藤曰：“贵国欲变法，要先除自尊自大陋习。世界不论何种人，皆生长天地间，岂彼贱我贵，可以自称中华而称他人皆夷狄乎？”康有为回答说：“此种议论，敝邦四五年以前人多持之，甲午以后，大梦为贵国警醒，已无复如此者矣。”
康有为虽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说出“感谢”二字，但是把对方当训导的意思，则是共通的。
在此之前，大清的教员很多，有英国，有法国。但是教育成效不是很好。被教育者素质太低，很迟钝，这是关键原因，也是内因。但是外因也不可忽视，这主要跟教育者的教育手段、教育作风相关。第一次鸦片战争，堪称天空中飞来一只小鸟，空气中甚至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所以被教育者没有感觉，该干嘛干嘛。第二次鸦片战争，可谓天空中飞来两只小鸟，在圆明园的上空拉下了一溜鸟粪，所以大家有了一点感觉，弄了个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斜刺里杀出一把东洋战刀，不但在天朝的脸上，甚至在天朝的心里割下了滴血的伤口。大家终于有了痛的感觉，不管是士人还是官员，甚至是皇帝与皇太后，都认为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但具体怎么变，怎么活，变活的性质、范围、路径、程度、节奏以及领导权等方面，他们并没有统一的意见。
事实上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一直暗流涌动。只不过，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坚冰亘古久远，思想界始终无法产生余英时先生所谓的“哲学的突破”。这方面，我觉得林则徐最有代表性，值得解剖一下。正如蒋廷黼先生所言：“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所谓的默而不言，就是既不给最高执政者诉说，也不在社会的公开层面上诉说，仅仅限于朋友之间的窃窃私语。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被贬后，在“效力赎罪”的祥符河工工地上，致友人戴絅孙的信中说：“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口门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之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烦，实比陆路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者矣。譬如两人对弈，让人行两步，而我只行一步，其胜负尚待问乎？”说完后嘱对方“勿为异人道也”。一年后，在致另一友人吴嘉宾的信中，林则徐再次谈到中西的差距，说对方“目无中华”，“所向无不披靡”，而我则“千疮百孔”，无处“可以解严”。说完后嘱付对方：“惟祈密之，切勿为外人道也。”同年，赴贬谪之地伊犁的途中，在兰州致书姚春、王柏心，第三次谈到中西差距：“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矣。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说完后交待：“两位先生非亲军旅者”，我“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
林则徐的这种作为，很让蒋廷黼先生看不上，严厉批评曰：
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蒋廷黼先生不知道，中国的士大夫，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官员，从古至今，是不能公开言说外国制度与文化是超过中国的。否则就有被骂成汉奸的危险，比如琦善和耆英。当然他更不知道，就连他自己，都会因为这种批评而影响自己的清名，被牟安世先生骂作是“拾人牙慧”的“中国买办学者”。
总之，在中国，做个真正的爱国者很不容易。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者是由于英法联军打到了北京，火烧圆明园，让咸丰皇帝与同治帝他娘，也就是大清后来的女主慈禧太后深感逃窜的狼狈及园子被烧的屈辱；二者咸丰他弟、恭亲王老六奕訢因留守北京，与鬼子打了很多交道，既受了惊吓与屈辱，还明白夷人就是比自己强。所以在慈禧太后及奕訢的支撑下，大清开始了洋务运动，林则徐所谓的学习夷人船坚炮利才提上了议事日程。洋务运动期间，冯桂芬、郭嵩焘、王韬等先行者就发现，中国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器物；相反，制度与思想也应该拿来学习。问题是他们的思想既不成熟、系统，社会更不接纳他们。一句话，他们在中国这个停滞的老大帝国里稍走几步就太超前了；而后面黑压压的人群，被甩得太远，根本看不见先行者，即使看见了，也仅看见些模糊的背影与屁股，导致他们一肚子疑惑与不解。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大一统的社会，伴随而起的副产品，必是思想的大一统。所以，先行者更容易被社会视为异端，民众没有蜂涌上去踩你，就算不错的待遇了。
中法战争期间，在清流派的叫嚣下，中国开始出现所谓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或曰爱国主义精神。在此之前，中国人是没有这种精神的，或者曰，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精神。正如麦高温所言：“中国人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走出国门了，……他们生性狭隘，只愿意与自己有关的人打交道，以至于失去了对较大范围内的人的爱，他们完全没有爱国主义精神。”当然，清国百姓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们凭什么爱这个国家啊。是的，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纯粹的利益上，大清的百姓与他们的政府，从来就不是一个共同体。所以，中法战争期间，清流派的出现，当是中国的一个新生事物，他们维护国家利益，更有井喷似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由于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有限，对自身认识也有限，所以他们把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人事的原因，比如李鸿章的投降主义。
甲午战争之后，虽然还有一些人把中国的失败归之于李鸿章的投降，民间甚至传说李鸿章的侄子做了东洋的附马。但是，对于制度与思想的叩问，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思想潮流，以康有为为代表，中国思想界异军突起，高歌猛进。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祖父做过训导，乃八品学官，教育局工作的；叔祖父做过广西巡抚，封疆大吏；父亲做过候补知县，后备干部，不幸早死。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康有为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主旋律教育。据说五岁就会背唐诗百首；六岁时开始接受正规的私墪教育；七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了。被家族中的叔伯父辈们誉为“此子终非池中物也”，邻人更是目之为神童。
少年时的康有为在与士人的交往中，动不动圣人长圣人短的，于是被乡民外号曰“圣人为”。康有为很高兴，“此后自视更高，对诸生有霸视之气”。
不过神童科考起步就不顺利，考了三次，16岁才考上一个秀才（监生）。就这秀才似乎还是打了折的，因为有人考证他这秀才不是考的，而是买的；还有人考证他是个荫监生，就是说，不是掏钱买的，而是因家庭原因得来的。清制，一是父亲官职达到一定级别，可以有一子不经过考试获得监生资格，叫作恩荫；二是父亲殉了国难，也就是做了现在所谓的烈士，可以有一子不经过考试获得监生资格，是为难荫。看样子，初始文凭跟袁世凯一个水准。
康有为于19岁时（1876年）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失败。三年之后（1879年）再考，又失败。这年他去了一次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服了，复阅《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并开始购地球图及西学之书。再过三年（1882年），可能是不好意思了，他换了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当时广东人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问题是易地考试也不行，还是名落孙山。从北京南下的时候，他浏览了南京等名城，同时也浏览了上海等新城。在上海，他再次受刺激了，那就是上海的繁华，让他“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儒家士子就这样被西方文化勾引了过去。
1885年（光绪十一年），康有为28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失败。这一年，中法战争结束。三年（1888年）又过去了，康有为又在北京考场出现，失败。截止到这次，五考五败了。这年，康有为在北京拜访世交、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潘祖荫。老潘接见了这个世侄，但是对于他的改革建议一点也听不进去，送他一些盘缠（据说是8两银子），就把他打发走了。康有为认为老潘没有听懂自己的意思，又给老潘写信，但是老潘一字未回。这让康有为很失望。于是他又瞄上曾做过同治帝师、时为体仁阁大学士的理学大师徐桐。徐桐是晚清老顽固的形象代表之一，见了洋人以扇蔽面。自己的学生中，有谈西学者，拒绝让他们进入自己的府门（这一点倒是跟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大师陈寅恪有得一拼。只不过两人的境界，一个地下，一个天上）。所以康有为的求见，只能是自取其辱。康有为又采取写信的方式，徐桐干脆把信原封掷还。于是康有为又瞄上了曾纪泽。曾纪泽乃曾国藩长子，做过中国驻英、法、俄等国的公使，思想自然开明。收到康的信后，主动到南海会馆拜访了康。但效果了了。中国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构架，不但一个官僚不能有所作为，就是官民之间也不能良好地沟通。其后康有为又给光绪帝师、时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写信。老翁才不能放下架子见他一介布衣呢。总之，康有为的行为在京城引起了轰动，士大夫看不起他，认为他忒狂妄，弄不清自己是老几。康有为一怒之下，老子不跟你们玩了，老子直接给皇帝与皇太后上书。是谓第一次上书。这次上书，康有为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为了说服皇帝，他还拿日本做了对比，认为“日本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不敢侍”。而中国的条件，比日本好多了：“以中国之方之大，物产之盛，人民之众，二帝三王所传，列圣所构，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所以他像个算命先生一样断言中国“变法则治可立待也”。如果需要详细时间表的话，那么“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
按照清朝体制，专折奏事是高级官员的特权，局限于少数王公、四品京堂以上的廷臣及封疆大吏们。地位较低的官员只能呈请大吏、堂官代奏。康有为布衣上书，不在其位谋其政，或曰庶民干政。再加上他那内容，保持了他从小就被家庭环境养就的傲视群雄之气，大清哪个官员敢替他上啊，所以到处吃闭门羹。当然，傻大胆还是有的，那就是国子监祭酒盛昱。当然他是设法找人代奏。他先找到了翁同龢。翁认为康有为太过二百五：“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盛昱又找到都御使祁世长，祁世长同意代奏，与康有为相约到都察院。可是到了那一天，祁世长却说自己在去的车上流鼻血，没法去，所以打道回府了。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就这样流产了。但对康有为来讲，则是一次成功的行为炒作。仅上书本身，在天朝的历史上就是绝无仅有的事。所谓的诸子蜂起处士横议，对知识分子来讲都是两千年之前的传奇了。从明朝开始，皇家就给读书人定下了规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谁敢关心国家大事，并给皇帝写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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