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谢青第一次来到巴黎，这个时候距法国大革命已有两百多年。谢青没读过维克多•雨果那本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名著《九三年》，也不知道有法国大革命这件事。他甚至也没察觉到一九九三年将是他时来运转的关键性一年。仅仅一个多礼拜前，他在中国南方崎岖不平的沙石公路驾驶着沉重的集装箱大货车时，心里对遥远的法兰西共和国还充满着一种莫名的嫉恨和愤怒。但是一切就如鬼使神差，在九三年的这天上午，按照车队调度室的安排他这会儿应该在东湾港码头拖货柜，谁能想得到，此时他却坐在波音747客机靠窗的一个座位上，呼啸着降落在戴高乐机场。
　　
　　谢青一走下飞机悬梯，马上有两个穿制服的法国警察走过来，还有个穿西装的华人译员随后。他们检查过谢青的护照核准身份后，即让他坐进一辆大警车后排，飞速离开了机场。
　　
　　车内空间很大，有一种皮革的气味。没有一个人说话。那个香港口音的译员像机器，只有在警察问话时才开口翻译。谢青侧脸看着窗外飞闪而过的建筑物，并没看到想象中的摩天大厦，只是些陈旧的房子。不过他还是看见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路上很少行人，十字街头没交通警察，到处开满了鲜花，连电线杆上都装饰着花篮。他看了看挡风玻璃上方的后视镜，发现前座上的法兰西警察正从镜里看着他，谢青把视线避了过去。
　　
　　“我们现在去哪？”谢青用胳膊肘碰碰旁边的译员，问。译员往边上退缩，对他的这种身体接触行为显示出不快。
　　
　　“去巴黎警察局十五分局。”他回答。
　　
　　“她在那边吗？”谢青问
　　
　　“到了那里你就知道了。”译员机械地回答。
　　
　　车子里又是一片沉寂，这种沉寂加深了谢青对即将面临的事情的不安。
　　
　　“这个车子是什么牌的？”谢青想摆脱车内僵硬的气氛，试探着又提了个问题。
　　
　　“你说什么？”译员听不明白。
　　
　　“我是说这部车子是什么厂牌。”谢青出于专业驾驶员的职业性，还是对汽车有兴趣。
　　
　　译员探头问了下前座的警察，然后说：“这是PEUGEOT，在你们大陆叫‘标志’。”
　　
　　谢青点了点头。他想起了在广州有个合资的“标志”车厂，原来法国警察也用这车的。
　　
　　他看到开车的警察把着方向盘的手，觉得有点手痒。他有这样的习惯，只要在开动的车里，把着方向盘的应该是他的手。他不习惯让别人把着方向。
　　
　　车子开了大概一小时，在一座灰色的堡垒式建筑物前停下。
　　
　　谢青下了车，看见门口站着几个穿着防弹衣，端着冲锋枪的警察，门廊上方飘着法国三色国旗。带他来的警察出示一种牌证，那玻璃门就自动开了。一进去，里边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地面是坚硬的水磨石英。两个法国警察的皮靴踏在地上发出沉重的声音，在长廊里回响。在这尽头，是一扇不锈钢的大门。警察在门边的一排键盘上按了几个数字，门自动开了。扑面而来的是一种福尔马林的气味。
　　
　　一个穿白衣的碧眼女人出来迎接，带他们走进一个房间。房间里很冷，中间有一张活动的床。上面睡着个人，盖着雪白的被单。碧眼的女法医掀开了被单一角露出死者的头部。现在，谢青看到了三年多未见的杨虹。她似乎睡得很深沉，脸色发青，嘴角还带着那种任性和嘲讽的曲线。谢青只觉得一阵忍不住的悲伤，眼泪大串大串掉下来，尽管在一个礼拜前他还是如此强烈地怨恨着她。他伸手摸摸杨虹的脸，她的脸像大理石一样冰凉坚硬。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法国警察通过译员问道。
　　
　　“是的，我认识她。她是我的妻子。”谢青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