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在其发展的关键时刻采取了两项十分及时的措施，一是实行远交近攻的军事和外交策略；二是把分散的大权重新集中到了秦王的手中。而这一切，都是范雎的智谋。
　　
　　范雎到了秦国，秦昭王在宫廷迎接他，对他说：“我早就应该领受您的教导了，只是近来因为义渠的事情十分紧急，我每天都要请示太后，现在，义渠的事情已经结束，我才能亲自向您请教。我深感自己不敏，请以宾主之礼相见。”范雎推辞谦让。这一天秦昭王会见范雎，在场所有人都因为吃惊而变了脸色。
　　
　　秦王令左右的人退出，宫中再也没有别人在场。秦昭王跪坐着向范雎请教说：“先生准备用什么来使我有幸得到教诲呢？”范雎只是恭顺地答道：“是，是。”过了一会儿，秦昭王又问范雎，范雎还只是恭顺地答应着：“是，是。”秦昭王问了三次，都是如此。秦昭王长跪在坐席上说：“先生是不是不肯指教我呢？”范雎道歉说：“不敢这样。我听说当初吕尚遇见周文王的时候，吕尚身为渔父，只是在渭水之滨钓鱼而已，像他们这样的人，相互间是很生疏的。文王听了他一席话，就封他为太师，和他一起乘车回去，是吕尚的话深深打动了文王。所以文王果然用吕尚而建功立业，终于取得了天下，自己也当上了帝王。假使文王疏远吕尚而不愿意与之深谈，就说明周朝没有做天子的德行，文王、武王也就无人相助，帝王之业也就无法建立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一名寄居秦国的旅人，和大王没有什么交情，而我所想说的又都是军国大事，我虽然很愿献上自己的愚忠，却不知道大王的心思究竟怎样，大王三次问我，我都不对答，就是这个缘故。我并非是恐惧而不敢说，即使知道今天在大王面前把话说了，明天就被处死，我也无所畏惧。大王如果相信并采纳我的意见，那么死也不会使我害怕，流亡不会使我感到担忧，漆身生疮、披发佯狂也不会使我感到耻辱。像五帝这样圣明的人也要死，三王这样仁爱的人也要死，五霸这样贤能的人也要死，乌获这样有气力也要死，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要死。死，是人所不能避免的。处于这种必不可免的情况下，可以稍有补益于秦国，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我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伍子胥藏在布口袋里逃出昭关，夜晚行路，白天隐伏，到了菱水没有吃的，手膝并用在地上爬行，在吴国的街市上讨饭，但最终复兴了吴国，帮助阖闾成就了霸业。如果能让我像伍子胥一样进献计谋，即使对我加以囚禁，终身不再与亲人相见，只要我的计谋得以施行，我担忧什么呢？箕子、接舆漆身生疮、披发佯狂，对于殷朝和楚国无所帮助，我如果能够像箕子、接舆一样，可以对贤明的君主有所补益，这是我的最大的荣幸，我又有什么耻辱呢？我所担心的绝不是我个人的生死，只是怕我死之后，天下人见我为大王尽忠而亡身，因此就闭口停步，不肯再尽忠于大王了。大王您上怕太后的威严，下受奸臣的迷惑，居于深宫之中，为佞臣所包围，终身糊涂愚暗，不能识破奸邪。其结果大则国家危亡，小则自身孤立危险。这才是我所担心的啊！至于我个人，什么困窘出逃，贬窜死亡之类，都不足以使我害怕。如果我死了而秦国得以治理，这是死而胜于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