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张仪之流，凭借广博的历史知识、超人的胆略和无碍的辩才，或是南北合纵，或是东西连横，真可谓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将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
　　
　　纵横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无耻的一页。这种无耻表现在纵横家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他们行动的原则是“不管‘东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纵横家的产生有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在这里，孔子和史家对“行人”的作用是很重视的，但最初“行人”还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外交官，而是主管礼仪的官员。如《周礼•秋官》有“大行人”，其职责是“掌大宾之礼，及大仪，以亲诸侯”。又有“小行人”，其职责是“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但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所设置的“行人”的职责已经与《周礼》中所记的行人有很大不同，他们不再以接待为主要职责，而是以出使各个诸侯国、执行外交使命为主要职责。
　　
　　《左传》中就记载了许多“行人”优秀的外交辞令，从中可以看出，这时已经有人在有意识地使用“动以利害、巧辞服人”的说服术。到了战国时代，诸侯间的外交大势已经十分明朗，那就是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对付秦国，或是各诸侯国分别同秦国建立外交关系（连横）以求自保。为了适应合纵和连横的两种策略，同时一些士人也是为了在其中谋求个人的利益，便“仰禄而失道”，学习外交官“行人”的说服术，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奔走于各国之间。于是，“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史记•六国年表》）这样一来，纵横家就应运而生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一语不是一个学派的名称，而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一个独特的谋士群体。尽管这样，纵横家的地位还是非常突出的，他们有自己的学说，甚至是各个学派中的显学。但关键之处并不在纵横家的学问上，而在于纵横家直接的现实效用。“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是对纵横家的巨大现实作用的准确描述。对于纵横家积极的历史作用，当时的人们就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战国策》曾经这样评价苏秦发起的合纵运动：“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
　　
　　与其他学派相比，纵横家现实实践中有三个特征：一、无从一而终的固定的君主；二、没有固定的政治主张；三、没有一定的价值标准，除了势利营求之外，没有道德束缚。苏秦和张仪无疑是当时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纵横家。纵观战国后期的那段历史，你会发现，其国际关系差不多完全是由两个智谋之人、舌辩之士左右的。先是苏秦的“合纵”，后是张仪的“连横”，这两个人把战国七雄当做一盘任由他们拨弄的棋，玩弄七雄于股掌之上。这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人类古代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外交家恐怕非苏秦、张仪莫属。
　　
　　不仅“连横”、“合纵”本身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就是拨弄“连横”、“合纵”的人也无所谓有无正义感。他们既不像同时代的庄子那样清高，也不像要教魏王、齐王实行“仁政”的孟子那样为理想奋斗不已，他们所有的信念就是权和钱，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高贵的品德。相反，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欺骗、狡诈、残忍、无耻的行为方式和一切以权势为标准的价值观念。如果就他们的所作所为总结其品德和为人的话，那就是“不管东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