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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官场财经 > 读懂中国智慧 > 第 4 章 第三部分 道家智慧
第3节 “柔道”开国与“柔道”治国

  以柔胜刚,是中国人处世的理想境界。
  
  柔能克刚,是中国人处世的坚定信念。
  
  柔中含刚,刚中存柔,刚柔相济,不偏不倚,这才是中国人处世的正宗。这一理想化的处世方式,一个小小的太极图表现得最为形象。一个圆圈中有一个白色的阳鱼和一个黑色的阴鱼,阳鱼头抱阴鱼尾,阴鱼头抱阳鱼尾,互相纠结,浑融婉转,恰成一圆形,无始无终、无头无尾,无前无后、无高无下。最妙的是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涵、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而又相互促生。我们曾经对这一处世方式进行过轰轰烈烈的批判,但今天凝神谛视这个小小的太极图时,却不能不承认它包含了宇宙中的至理,同时也是我们处理人事的最高准则。
  
  必须指出的是,不论在历史中还是现实中,刚者居多,柔者居少,若能以柔为主,寓刚于柔,其表现方式往往就是“柔道”。然而,尽管“柔道”是治国治民、为人处世的最佳方法,人们却常常由于贪婪、暴躁、逞一时之快、急功近利、目光短浅,一般不去施用,或是施行得不好。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以“柔道”处世、以“柔道”治国的成功事例,早已证明“柔道”比“刚道”更加行之有效,其事半功倍、为利久远之特点,更是“刚道”所远为不及的。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偶尔也会施行“柔道”。在楚、汉相争之时,项羽曾任用季布去攻打刘邦,季布多次把刘邦打得狼狈万分,甚至差点儿抓住刘邦,所以刘邦十分憎恨季布。西汉刚刚建立,刘邦就急不可耐地发布了一道命令,悬赏一千两金子捉拿季布,有胆敢留藏季布的人,诛杀本人及其父兄全家。季布藏到了濮阳一个姓周的人家里,那人说:“汉王搜查您非常急迫,快要搜到我家里来了。您如果愿意听我的话,我才敢献出我的计策,如果不听,我就自己先抹脖子算了,免得连累全家。”季布听从他的话,他就给季布剃光了头发,脖子上套上铁圈,穿着破衣服,装在卖棺材的车里,卖给了当时著名的大侠朱家。尽管朱家知道他是季布,但还是买下了,并将他安置在田间的屋舍里。之后,朱家到了洛阳,见到了汝阴侯滕公,劝他说:“季布有什么罪过吗?臣子各为其主,那是做臣子的职责啊!项羽的部下难道都能杀干净吗?现在皇上刚刚坐稳天下,却为自己的私怨去搜捕一个人,这是向天下人显示皇上的胸怀是多么狭窄啊!而以季布的贤能,汉朝又搜捕得这样紧急,这不是逼迫他向北逃往匈奴,或是向南逃往越地吗?把豪壮而勇敢的人赶往敌国,这就是楚王的尸体遭到伍子胥鞭打的原因啊!您为什么不找机会跟皇上说说这件事呢?”
  
  滕公心里知道朱家是个大侠客,季布一定藏在他的家里,但又觉得朱家说得很有道理,便在上朝议事的时候说了上述的话。刘邦果然被说服了,赦免了季布。
  
  季布变刚为柔,能伸能缩,在当时也赢得了美名。刘邦还召见了季布,拜他为郎中。
  
  刘邦因为赦免了季布而安定了人心,那些过去与刘邦为敌而准备谋反的人都安下心来,奉事汉朝,刘邦也得了个气度豁达的好名声。
  
  当然,与东汉的光武帝刘秀相比,刘邦的柔道实在是“小儿科”。刘秀是一位以柔开国、以柔治国的皇帝。他以“柔”为主,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体现出了这种精神,应该说他把中国的“柔道”发挥到了很高的境界。
  
  刘秀生于公元前6年12月,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其父刘钦是南顿县令,在刘秀九岁时病故,此后,刘秀与哥哥刘■被叔叔收养。据说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髯眉,大口隆准,生有帝王相。刘秀好稼穑耕佣,他的哥哥就经常讥笑他。一次到亲戚家做客,院中宾朋满座、贵客云集,主人蔡少公精通图谶之学,在述及谶语时说道:“将来刘秀必为天子。”原来王莽的大臣刘歆也精通谶文,故改名为刘秀,大家以为是大臣刘秀。谁知座上忽起笑声:“怎见得不是仆呢?”大家回头一看,竟是刘■的弟弟刘秀,不禁一阵哄堂大笑。
  
  在刘秀二十八岁的时候,王莽的“新政”很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声势浩大,直可与王莽军一较高低。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刘秀借南阳一带谷物歉收,与兄刘■谋划起义,得众七八千人。
  
  刘秀起义后,逐渐与当地的其他起义军汇合,一度并入绿林军。公元23年2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以致让王莽“一日三惊”。王莽纠集新朝主力约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为师,直扑绿林军。
  
  刘秀等人放弃阳关,率部退守昆阳。昆阳守军只有八九千人,敌人则连营百里,势力太过悬殊。有些人主张分散撤出,刘秀坚决反对,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他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亲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使敌人手忙脚乱、阵脚不稳,终至大败。
  
  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奠定了基础。自打败了王邑、王寻的军队以后,刘秀兄弟的威名日盛,这就遭到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加上刘■当初曾反对立刘玄为帝,这些人正好借此进谗,说刘■不除,终为后患。刘玄懦弱无能,并无主张,便听了人言,准备伺机发难。刘秀借犒军之机,大会群将,制造借口,但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哥哥刘■被杀。
  
  刘秀当时正在父城,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立即动身来到宛城,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刘玄问起宛城的守城情况,刘秀归功于诸将,一点儿也不自夸自傲。回到住处,逢人吊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也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如此,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对他更加信任,并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还经常流泪叹息。但当时他知道自己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刘秀的这次隐忍,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他日后自立创造了一定条件。
  
  等到起义军杀了王莽,迎接刘玄进入洛阳,刘玄的其他官属都戴着布做的帽子,形状滑稽可笑,洛阳沿途的人见了,莫不暗暗发笑。唯有司隶校尉刘秀的僚属,都着汉朝装束,人们见了,都喜悦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于是,人心皆归刘秀。
  
  刘玄定都洛阳以后,便欲派一位亲近而又有能力的大臣去安抚河北一带。刘秀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力量的大好机会,便托人往说刘玄。刘玄同意了这个请求,刘秀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河北,开始了扩张个人势力、建立东汉政权的准备活动。
  
  当时的河北有三股势力:最大的是王郎,他自称是刘邦的后代,号召力很强;其次是王莽的残余势力;再次是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地,必接见官吏,平反冤狱,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的制度,释放囚犯,慰问饥民。所做之事,均都顺应民心,官民因此而喜悦。
  
  当时,有一个叫刘林的人向他献计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以东,如果决河灌赤眉,那么百万人都会成为鱼鳖了。”刘秀认为这样太过残忍,定会失去民心,就没有采纳。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邓禹、冯异、寇恂、铫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这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民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起义军的将士也很不安,害怕因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对待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就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根本连看都不看,命令当众烧掉,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公元25年,刘秀势力已十分强大,又有同学自关中捧《赤伏符》来见,说刘秀称帝是“上天之命”,刘秀便在诸将的一再请求下称帝,年号建武。称帝之后,便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此时,他仍贯彻以柔道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他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秀轻取洛阳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成功范例。当时,洛阳城池坚固,李轶、朱鲔拥兵三十万。刘秀先用离间计,让朱鲔刺杀了李轶,后又派人劝说朱鲔投降。但朱鲔因参与过谋杀刘秀哥哥的事,害怕刘秀复仇,犹豫不决。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若能投降,不仅决不加诛,还会保其现在的爵位,并对河盟誓,决不食言。”
  
  朱鲔投降后,刘秀果然亲为解缚,以礼相待。
  
  公元27年,赤眉军的樊崇、刘盆子投降,刘秀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大行无道,所过之处,老人弱者都被屠杀,国家被破坏,水井、炉灶被填平。然而你们还做了三件好事:第一件,你们攻破城市、遍行全国,但没有抛弃故土的妻子;第二件事,以刘氏宗室为君主;第三件事尤为值得称道,其他贼寇虽然也立了君主,但在危急时刻都是拿着君主的头颅来投降,唯独你们保全了刘盆子的性命并交给了我。”于是,刘秀下令让他们与妻儿一起住在洛阳,赐给每人一区宅屋,二顷田地。就这样,刘秀总是善于找出别人的优点,加以褒扬。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任何人。贾复与寇恂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
  
  对待功臣,他决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恸”。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亡,他竟乘着车子,带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了人心。
  
  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竟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毖后时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但唯独东汉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刘秀“柔道”治国的可取性。
  
  刘秀在称帝之前就告诫群臣,要“在上不骄”,做事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日慎一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刘秀始终如一地自戒、戒人,这种用心良苦的告诫,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封建官场的习气,但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军中武将多好儒家经典,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曹操以奸诈成功,刘秀以“柔道”而有天下,看来,儒、道理论并非迂腐之学,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比别的方法更有效、更好。只是千百年来,儒、道之学在这方面的光辉,已被凶残狡诈的人性给掩盖、涂篡得不成样子了!
  
  (参见《汉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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