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野心家遇到阴谋家上篇 - 第3章第二部分法家智慧 - 读懂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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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当野心家遇到阴谋家上篇

　　李斯与赵高，一个是融政治家、阴谋家、学者为一体的人，一个是融野心家、阴谋家和宦官为一体的人，二人狭路相逢，谁败谁胜？这也许不是能够用常理度之的。对二人进行比较，大有意味。
　　
　　人在官场，往往利令智昏，虽明白及时抽身的道理，却是身不由己，不愿抛弃荣华富贵，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也许是人性使然吧！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集大学者、大权谋家、大政治家于一身的李斯，就是这样一个例证。他在身为秦国丞相的大红大紫时期，多次想起老师荀子告诫他的“物忌太盛”的话，也多次想和他儿子一起回到故乡上蔡过那种牵着黄犬、优游自在的生活，但由于功利之心太重，权势之欲太盛，未能抽身离去，最终落个父子均被腰斩的下场。
　　
　　李斯出生于战国末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人，少时家境不太宽裕，年轻时曾经做过掌官文书的小官。至于他的性格为人，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插叙了一件小事，极能够形象地说明。
　　
　　据说，在李斯当小官时，曾到厕所里方便，看到老鼠偷粪便吃，人和狗一来，老鼠就慌忙逃走了。过了不久，他在国家的粮仓里又看到了老鼠，这些老鼠整日大摇大摆地吃粮食，长得肥肥胖胖，而且安安稳稳，不用担惊受怕。他两相比较，十分感慨地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意思是说，人有能与无能，就好像老鼠一样，全靠自己想办法，有能耐就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无能耐就只能做厕所里的老鼠。这个小故事形象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也预示了他未来的结局。

　　
　　为了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求得荣华富贵，他辞去了小吏职务，前往齐国，拜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子为师。荀子虽继承了孔子的儒学，也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但他对儒学进行了较大的改造，较少传统儒学的“仁政”主张，多了些“法治”的思想，这很适合李斯的胃口。
　　
　　李斯十分勤奋，同荀子一起研究“帝王之术”，即怎样治理国家、怎样当官的学问。学成之后，他便辞别荀子，要到秦国去。
　　
　　荀子问他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人生在世，贫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最大的悲哀，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干出一番事业来。齐王萎靡不振，楚国也无所作为，只有秦王正雄心勃勃，准备兼并齐、楚，统一天下，因此，那里是寻找机会、成就事业的好地方。如果留在齐、楚，不久即成亡国之民，能有什么前途呢？所以，我要到秦国去寻找适合我个人的机会。”
　　
　　荀子的思想中本来就有许多法家的成分，他同意李斯前往秦国干，但告诫李斯要注意节制，在成功之际想想“物忌太盛”的话，不要一味地往前走，必要的时候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李斯来到秦国，投到极受太后倚重的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很快就以自己的才干得到了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小官。官虽不大，但有接近秦王的机会，有此一点就足够了。
　　
　　处在李斯的位置，既不能以军功而显，亦不能以理政见长。他深深地知道，要想崭露头角，引起秦王的注意，唯一的方法就是上书。他在揣摸了秦王的心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毅然给秦王上书说：凡是能干成事业的人，全是能够把握机遇的人。过去秦穆公时代国势很盛，但总是无法统一中国，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周天子势力还强，威望还在，不易推翻；二是当时诸侯国力量还较强大，与秦国相比，差距尚未拉开。不过从秦孝公以后，周天子的力量急剧衰落，各诸侯国战争不断，秦国已经趁机强大起来了。现在国势强盛、大王贤德，扫平六国真是如掸灰尘，这正是建立帝业、统一天下的绝好时机。大王千万不可错过了。
　　
　　这些话既符合秦国及各诸侯国的实际情况，又迎合了秦王的心理，所以李斯赢得了秦王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接着，李斯不仅在大政方针上为秦王出谋划策，还在具体方案上提出意见。他劝秦王拿出财物，重贿六国君臣，使他们离心离德，不能合力抗秦，以便秦国各个击破。这一谋略卓有成效，李斯因而被秦王封为客卿。李斯在秦国开始崛起了。
　　
　　可就在这时，秦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外国人的运动，是韩国派间谍帮秦国修渠引起的。
　　
　　韩国是秦国的近邻，秦国若想统一六国，韩国首当其冲，因此韩国感到既着急又害怕，但又无其他办法可想。于是，他们就派一个叫郑国的水利专家来到秦国，对秦王陈述在某地修渠的必要，征得了秦王的同意，开始修渠。不久，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原来，郑国是韩国的间谍，修渠的目的并非为了兴修水利，而是为了消耗秦国的人力和财力，以免秦国国力强盛后集中兵力东进。这时，东方各诸侯国也纷纷暗派间谍，以各种方式在秦国活动，尤其以做宾客的为多，有些间谍也被揭露出来。这样，出身秦国的群臣一方面为秦国考虑，同时也为了消除官场竞争对手，都坚决主张驱逐外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怀着失望而又悲伤的心情离开秦国，在临近边境的时候，他觉得应该最后试一试，否则，一旦出了秦国，就再无返回之日，一生的功名利禄也就付诸东流了。于是，他抱着试探的态度，给秦王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
　　
　　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不对的。从前的时候，秦穆公寻访贤能之士，从西方的戎地请来了由余，从东方的楚地请来了百里奚，又从宋国请来了蹇叔，并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正是因为任用了这五个人，秦穆公才兼并了二十个国家，在西方称霸。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更加富强，因此打败了楚国、魏国，扩大了近千里的国土，秦国更加强大起来。秦惠文王采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之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王权，蚕食诸侯，秦国终于建立了帝业。这四代君王都是因为任用客卿才对秦国作出贡献的，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当初这四位君王也下逐客令，只能导致国家没有富利之实，也没有强大之名。
　　
　　在《谏逐客书》里，李斯还用秦国喜欢异国出产的珍珠、宝马、美女为例，反问为什么物产能用，人才就不能用呢？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秦国不用他国人才，那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鸟，只能使人才归于各国，加强各国的力量，对秦国的统一大业是很不利的。
　　
　　《谏逐客书》可谓证据确凿，理论也符合秦国当时的实际需要，又兼言辞恳切，情意真诚，秦王读后大受感动，竟撤销了“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并封他为廷尉。
　　
　　被囚系狱中的韩国奸细郑国也趁机上书说，当初鼓动秦国修渠的目的确是为了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但修渠也确实是秦国的需要，否则，大王当初就不会批准动工了。况且现在已修了一半，如果半途而废，那就前功尽弃，如能坚持修完，那秦国将会受泽万代。秦王觉得郑国的话也有道理，就放他出狱，继续主持修渠。这就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的来历。
　　
　　李斯在秦国总算站稳了脚跟，经过一番“谏逐客”的接触，秦王也就更加信任李斯，李斯步步高升，前途不可限量。正在这时，李斯的同学韩非也来到了秦国，这对李斯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韩非是韩国人，韩王的同族。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发展了荀子思想中“法治”一面，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他著作极丰，先后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文著。这些著作，本是因他看到韩国太过软弱，上书献策而不被用，感到失望和怨怒而发愤著述的，韩国君主未加重视，谁知传到秦国后，秦王竟是见而惊呼，大喊：“我若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游，死而无憾。”韩国对人才的轻侮和秦国对人才的重视，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秦国攻打韩国，形势危急，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让他出使秦国。就这样，韩非来到了秦国。
　　
　　李斯明白，不论是学术能力还是政治、外交能力，自己都远不如韩非。现在秦王把他留下，是否重用，还未决定，不过一旦重用，自己就永世不得出头。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他必须首先除掉韩非。他对秦王说：“韩非是韩王的亲族，大王现攻打韩国，韩非自然不会同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秦王说：“既然不能用，那就放走吧！”李斯的目的是要赶尽杀绝，于是又对秦王说：“如果放他回韩国，他定会为韩出谋划策，对秦国十分不利。不如就趁他羽翼未成之时将他杀掉。”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话，李斯就送给韩非毒药，令他自尽。韩非深知李斯的为人，就饮毒自杀了。李斯从此没有了对手，就更加放胆大干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完全兼并了六国，使中国在经历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以后复归于统一。统一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这个大一统的国家。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应像周代那样，分封诸子，裂土而治。在召集群臣讨论这件事时，博士淳于越向秦始皇上书说：“殷、周所以能有千年的天下，其原因就在于把天下分封给了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同于百姓，万一发生了像齐国的田常、晋国的六卿那样的叛乱，又有谁来相救呢？凡是不以古为师而能长久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唯有李斯坚持置郡设县，遣官治理。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战乱频仍，全在于周朝分封以来，诸侯各自为政，相互仇视，周天子也无力制止。如今天下一统，如果再立许多国家，等于再次分裂，不利于中央集权管理。

　　
　　出于对当时情况的考虑，也出于个人生活经历，秦始皇接纳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置县。李斯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成熟的统治形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淳于越坚持实行分封制，激怒了秦始皇，秦始皇遂把他交给李斯处理。而李斯审查的结果，却是非常奇怪：认为淳于越泥古不化、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等罪状全是由于读书，尤其是读古书的缘故，竟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
　　
　　按照李斯的规定，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凡是博士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都要统统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如果有人再敢谈论诗书，就在闹市区处死，并暴尸街头；有敢以古非今的人，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下令三十日仍不烧书者，面上刺字，并征发修筑长城。毫无疑问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摧残。
　　
　　在焚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对书生进行了一次更大的迫害。他竟下令将咸阳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活埋，即为“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极大的污辱，是对人的尊严的残暴践踏。这个事件，固然与秦始皇的暴政主张分不开，但李斯的借题发挥乃至无中生有也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今天看来，李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心理，把秦始皇所要做的事情推向极端；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从精神到物质上彻底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使天下有才之士望秦却步，李斯也就可以独行秦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