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节 开国与固权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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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人其实非常解放,无不敢想,无不敢干。西方许多国家的王室维持了四五百年甚至一两千年,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生来就容易做开天辟地的梦,许多人还真的心想事成,否则,中国历史上哪来的那么多朝代呢?
然而,开国要有“道”。若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权力的转换有这样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始作俑者未必成功,后继者才能完成大业。
中国历史上,陈胜、吴广首倡起义,但来势虽猛,却很快被秦军镇压下去,陈胜、吴广也随之身亡。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旋风里,项羽、刘邦分别拉起了各自的队伍,于抗击秦军的过程当中“壮大了人民队伍”,最后推翻了秦朝。后来楚汉相争,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军把王莽的大军打得一败涂地,但最后成功的不是首倡起义的王匡、王凤和樊崇等人,而是随之起义的汉室宗亲、南阳豪强地主刘秀。刘秀后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攻灭了义军,重建了汉朝,称之为东汉。在反隋的农民大起义中,翟让、李密领导了瓦岗军,窦建德曾建大夏国,杜伏威等人也领导了一支强大的起义军。这三支起义军都未得到天下,倒是后来反隋的关陇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既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又推倒隋朝,建立了唐朝。元朝开国也是如此,成吉思汗虽具雄才大略,也只是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称为大汗,到了其子孙的手里,才灭金国和南宋,统一了中国。明朝的建立跟汉朝、唐朝的建立极其相似。韩山童、刘福通首举义旗,创建红巾军,声势浩大,元朝为之震动,但红巾军不久便败亡了,倒是其部下朱元璋率领义军一部渡过难关,获得了发展,既推翻了元朝,又打败了陈友谅的另一支义军,最后建立明朝。清朝的建立跟元朝十分相似,清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也像成吉思汗一样,只是统一了各个部落,他虽称清太祖,实未统一全国,真正的清朝的开创者,是他的后代。
如此算来,中国古代竟有一大半王朝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为什么开创者很难成功,而后继者却易于成功呢?其实,这并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规律。其原因很简单。一,开创者往往只能对旧的王朝作猛烈的一击,大多不能持久,起义队伍要经过一个分化重组的过程。二,开创者往往不是能够做政治家的人,只能振臂一呼,逞血气之勇,缺少一个淘汰选择的过程,因缺少经验,所以易于败亡。三,后继者有三条优势:其一是旧的王朝已受重创,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易于将其击垮;其二是后继者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不必再走弯路;其三是后继的领导者多是从艰苦的斗争中磨炼汰选而来,具备了做政治家的品格。有此三条优势,也就易于取得成功了。
取得王权,开国帝王要做的第一件事和最主要的事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固权。所以,固权乃开国帝王第一义也。
开国皇帝何以比其他后继皇帝更需固权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开国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混进开国队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将来会酿成大祸;其二是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则功高震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三位一体,将来必成后患。
至于第三点,则要计之长远,为子孙谋划了。关于这一点,朱元璋的“棘杖”之喻可谓意味深长。史载,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听了,默无一语。第二天,他又把太子叫来,将一根长满刺的荆杖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为难之色,朱元璋笑道:“我让你拿着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现在诛戮功臣,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谁知太子却是一位饱读圣贤书的书生,听了父亲这话,大不以为然,反而叩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话明摆着说朱元璋是一个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大怒,当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击打太子。幸亏太子在惊慌中抛出负子图,使朱元璋忆起了与马皇后背负太子同陈友谅作战的艰难岁月,太子才免遭杀戮。
在中国历史上,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了。朱元璋兴胡党和蓝党大狱,杀人数万,开国功臣诛戮殆尽,确实避免了异姓王的造反,但他费尽心机,却无法避免骨肉相残。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终于夺了建文帝的权,对亲族诛戮之残酷,可谓史无前例。
历史不是一匹驯服的马。像朱元璋那样彻底地杀掉功臣,很难将皇位维持长久;像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以柔治国”,未杀一个开国功臣,而是与之结为姻亲,但裙带的柔情终于抵挡不住旺盛的权欲,还是招致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巨大弊端。那么舍其两极,取其中间,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结合的办法是否可以呢?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有做过不少这样尝试的,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样才能避免杀戮和混乱呢?难道历史就是用鲜血和权力的“棘杖”组成的吗?
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一信条,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呢?
明朝初立之时,朱元璋确实是宵衣旰食,每天忙到深夜,早上又早早起床,接见大臣,批阅奏章,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衣食起居也十分俭朴。尽管如此,在战争中崛起的新的地主、官僚还是用各种方法营私舞弊,盘剥农民,一些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臣夙将也恃功自傲、恃权自专,或是徇私枉法,或是巧取豪夺,刚刚缓和的农民矛盾又趋尖锐,许多地方竟爆发了小股农民起义,再加上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在不断骚扰,东南沿海一带又有倭寇出没,刚刚建立的明朝处于内忧外困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固权措施。
第一,改革官制。
削弱了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权力,把这两个主管行政和军事的要害部门分成几块,又把亲王派往各地监军,这样,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了。
第二,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施行严刑峻法。
都察院的权力是纠察百官的得失。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构陷、扰乱视听,以及贪赃枉法、变乱祖制和学术风气等都在纠劾的范围之内。
《明律》中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例如:凡奸邪进谗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进谏,使之免于死罪的,进言者也要被处斩;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员,如果听从了上司的主使,减轻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罚,也要被处死,并将其妻子充作官奴,家产没入官府。对于贪污,朱元璋的认识十分深刻,认为这直接关系到政治风气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认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绝无可能。于是,《明律》规定,官吏必须廉洁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车,也不能捎带私人财物,附载衣服等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至笞至六十鞭。凡贪污者,至轻之罪也要发配到北方边地,如果贪污数额折价超过六十两银子以上,处以枭首、剥皮、实草之刑。其具体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头,然后再剥下皮,把头挂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门口旁边的土地庙外,或是摆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后来的官吏,不得再行贪污。朱元璋的这一招虽不太人道,却十分有效,法令实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转。
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官吏胆敢以身试法,1385年(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与户部侍郎郭桓勾结贪污,朱元璋迅速查勘,追出赃粮七百万石。朱元璋大怒,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处死。经过拷打,又牵连了许多人,最后杀人总数,包括官吏和地主竟达数万人之多。在这种严刑峻法和“运动”打击结合的综合治理下,洪武年间的吏治总算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第三,对官吏实行特务统治。
朱元璋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如有超出,须事先弄得“路引”,这是防止人民串联造反的重要措施;锦衣卫则是专门负责监视百官的动静的,就连街衢之上,也满布锦衣卫。这样,吏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皇帝的耳目。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作‘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连忙跪下叩头。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惹出大祸。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一天,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吗?”那老人拱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到了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但朱元璋还不放心,经常派特务监视。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做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
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呢?
第四,实行舆论控制,以建立他在人们意识中的崇高地位。
在时人看来,朱元璋的出身十分微贱,祖祖辈辈都是替地主干活的农夫,而且他本人还做过和尚,因此,朱元璋做皇帝,不仅不符合当时的标准,简直对民众是一种污辱。尤其是许多贵族出身的文人,更是看不起朱元璋,根本不愿出来做明朝的官。对于这部分文人,朱元璋毫不留情。
例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两人为了找借口不出来做官,竟致把手指截断。朱元璋听说了,就特意把他们招来,当面质问:“过去世道动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他们回答说:“红寇窜乱之时,我们住在闽、赣一带。”朱元璋一听,勃然大怒,他起自红巾军,夏伯启竟敢把红巾军称为寇,实是胆大包天,当即下令把他们处死,并命令凡是不听征召、不与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一律杀头抄家。
无意当中冒犯了他、甚至被人无中生有地构陷的人,朱元璋也横加杀害。例如,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的《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之句。其中“法坤”读作“发髡”,即剃去头发,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这位教谕当然也就成了枉死城里的新鬼。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读作“帝非”,朱元璋也怀疑这是吕睿暗示他不能当皇帝,也将之杀头。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其中“式君父”可读作“失君父”;祥府县学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其中“取法”可读作“去发”。朱元璋认为这些立辞都是对自己不敬,将他们全部处以死刑。逢年过节或是谢恩上表,这些文人总免不了要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谁知却大遭其殃。最为怪诞的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为本府起草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极尽颂扬的话,谁知朱元璋见了大发其火,他说:“‘生’者,僧也,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是说我当过盗贼。”这位拍马屁拍到驴腚上的教授,只好呜呼哀哉了。在这种严酷的文字狱的统治之下,文人学士只好缩头缩脑,别说高谈阔论,发表什么政治见解,就是平时说话作文,也要小心万分,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横祸就会飞到自己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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