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唐县是当时冀西一带比较富裕的县份，当地有“两个阜平不如一个曲阳，两个曲阳赶不上一个行唐”的说法。行唐本地盛产粮食和白土布（又称“唐布”），所织土布质地优良、滴水不漏，在晋东北、雁北一代很出名，北部山区的大红枣，越是旱年头，产量越大，而且损耗越小。特别是猪多……因此，国民党的杂牌军就像苍蝇似的，都朝行唐这块肥肉上飞来。

那些国民党杂牌军的军官们，绝大多数都是旧军阀出身，主要目的就是抢地盘、搞割据、吸民膏、刮地皮。他们的士兵中，土匪、流氓、地痞、汉奸、特务、大烟鬼等等，无所不有，当时有所谓“八大司令”之称。

一时间，行唐一带乡村里溃兵土匪乱如牛毛，百姓屡遭兵燹之苦。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国民党政府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侵华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

1932年春，听说国民党第106师师长沈克部在曲阳城招兵买马，并扬言不日即开赴关东打日本，曲阳、行唐一带人们轰动起来。

17岁的安仲琨胸怀报国之志，瞒着一家老小只身夜奔曲阳城参了军。

其实，安仲琨参军还有另一层原因，他曾经对一个儿时拾柴禾的小伙伴许下诺言：将来我若成了一个人物，挣了钱，先修一座曲河桥，让伙伴和乡亲们冬季不再踏冰过河，夏季不再受洪涝阻隔，再就是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由于武功底子好，安仲琨很快就当上了军队武术教习。因为有点儿文化基础，他还能看懂枪械操典，长枪短枪，练得百发百中；轻重机枪，练得炉火纯青。很快，安仲琨就被提升为重机枪排排长。

其实，国民党第106师师长沈克部根本无心抗日，只不过是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招兵买马、扩大地盘、扩充势力而已，何谈抗日救国？

平日里，那些长官们吃喝玩乐，打骂下级官兵，还拼命搜刮乡里、扰民害民，所得钱财，明说充当军费军饷，实则挥霍无度、买通上司、以求升官发财。

安仲琨虽在纪律上约束重机枪排的士兵不要去扰民害民，但根本没有用。他这种举措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简直是微不足道！

1935年春，安仲琨实在忍无可忍，借队伍进驻行唐县上碑镇的时候，忿而辞职还乡。回家时，安仲琨身无分文，只是随身携带了一部完整的枪械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