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二打上海之所以结束得如此草率，与洪秀全的深情呼唤分不开。洪秀全这次呼唤比以往都要来得急切，一天之内连下三道圣旨，催促李秀成速速前去天京。
　　
　　李秀成看了诏书，感觉到洪秀全的口气是很严厉的（诏甚严），态度是强硬的（迫我），所以他只好乖乖听话（何人敢违？）。
　　
　　李秀成当然不敢不去，就像岳飞不敢不撤是一个道理。违抗圣旨，只有死路一条，这一纸诏书，或者一道金牌，都是杀人不见血的刀，而且是最锋利最权威的刀。这就是传说中的无往不胜的帝王术，经过多年天王岗位锻炼的洪秀全也擅长这一招。
　　
　　天王也是迫于无奈，才呼唤李秀成的，事情还得从天京战场的战况说起。
　　
　　江南大营第二次被打破后，洪秀全在天京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城外再也没有以前让人烦躁的炮声，来破坏心情了。可是这种有安全感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曾国藩打安庆后，下一个目标就对准了洪秀全的老窝天京。1861年9月11日，曾国藩进驻安庆，指挥湘军继续扩大战果。10月初，曾国荃率湘军陆师沿江东下，攻克池州、铜陵、无为三县和运漕、东关等镇。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湘军内部出了状况，使天京城外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也让洪秀全提起的心暂时又放松了一些。
　　
　　曾国荃在天京上游连战连捷，正准备继续进兵杀进天京之时，却接到了哥哥曾国藩的命令——停止进攻。
　　
　　这让他感到非常纳闷，询问哥哥为什么不乘胜追击，直捣金陵？
　　
　　曾国藩一边解释，一边给弟弟上军事理论课：“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须算败。与其急进金陵，师老无功而溃退，何如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遵旨统筹全局折》曾国藩）
　　
　　看来曾国藩还是坚持稳扎稳打的方针，并不急于求成，猴急原本一直就不是他的性格。
　　
　　曾国荃本来就感到兵力不足，听哥哥这么一分析，觉得还是水到渠成的好，足月怀的胎才健康，足季开的花才鲜艳。
　　
　　在曾国藩的部署下，曾国荃回湖南招兵扩大湘军，李鸿章到安徽招兵组建淮军，湘军各部暂时休息，休整待命。
　　
　　1862年春，曾国藩觉得是时候向太平天国发动全面进攻了，他的想法是，兵分三路，一个中心，两个重点。两个重点是苏南和浙江，由李鸿章和左宗棠负责，一个中心当然还是天京，仍然由曾国荃负责。
　　
　　进攻天京这个活风险最大，回报也大。攻打天京，洪秀全肯定得玩命，你得陪着玩命儿；但是打下了天京，打垮了洪秀全，也就成了最大的功臣。
　　
　　这个活儿交给谁去干是个问题。交给别人，这是个肥差；交给自己人，又是个苦差。
　　
　　曾国藩把这个活交给曾国荃，当然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私心。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国荃在安庆战役中，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这个能力，也能吃得起这份苦。更重要的是，曾国荃是湘军中唯一具有克复重镇大城经验的高级将领，安庆一战中想必他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1862年5月18日，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领湘军陆师五营共两万人，沿长江北岸东进，连续攻克天京外围据点秣陵关、大胜关和三汊河，于5月30日进逼城南雨花台，直接威胁天京。配合曾国荃进军的，还有兵部侍郎彭玉麟率领的长江水师主力，攻克头关和江心洲后，也于5月30日进逼天京护城河。
　　
　　天京城外的局势再次紧张起来，该来的总会来的，洪秀全在天京的好日子看来又到头了。
　　
　　洪秀全与李秀成一样，过分沉醉于苏浙的胜利，对东线危机缺乏应有的敏感和警惕，中央政府一帮官员不是脓包就是草包，难以担当大任。洪仁玕虽然知道东线的重要性，也曾劝过李秀成回师东线，但他只是个“挂牌”的军师，说话基本等于放屁，李秀成根本就不买他的账。
　　
　　直到湘军水陆大军打到眼前，洪秀全才意识到已经火烧眉毛了，如果继续放任东线不管，恐怕天京的好日子就不多了。
　　
　　其实，湘军对天京的威胁，并不只是眼前看得见的曾国荃和彭玉麟，还有一个更大的但不大容易看见的包围圈正在逐渐向天京收拢——除了沿江东进的曾国荃和彭玉麟，还有六路大军从四面八方指向天京。
　　
　　第一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率五千湘军，从芜湖和铜陵进攻芜湖，从南岸策应曾国荃进军。
　　
　　第二路，安徽巡抚李续宜，从湖北开进六安，进攻安徽颍州（今阜阳）。
　　
　　第三路，荆州将军多隆阿进攻庐州。二、三路的意图是控制皖北，从北线包抄天京。
　　
　　第四路，提督鲍超从江西进攻皖南，从南线包抄天京。
　　
　　这四路大军，加上长江水陆两路，这六路大军，都可以看成是曾国藩在东线发动的攻击，全部归他亲自统帅。
　　
　　除了天京战场的包围圈之外，还有两路取的是一个更大的包围战略，一路是浙江巡抚左宗棠从江西进攻浙江，另一路是江苏巡抚李鸿章从上海进攻苏南，这是曾国藩在东线开辟的两个新战场，意在从东面收复失地，蚕食天京的战略后方，与西线对天京形成“大夹击”之势。
　　
　　外线大包围，内线小包围，这种泰山压顶之势也难怪洪秀全会如此紧张。紧张了自然就会想到李秀成，他号称拥兵百万，是太平天国目前最大的实力派，不找他还能找谁呢？
　　
　　可是李秀成仔细一琢磨，一天之内，三道诏书，恐怕不只是紧张这么简单。洪秀全完全没有必要如此着急召回李秀成，一来湘军毕竟还没有合围天京，二来湘军也没有马上对天京发起强攻，三来天京的守城部队那可是专家级水准，对付初来乍到的湘军，暂时还不成问题。再说洪秀全也不是被吓大的啊，当初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最红火的时候，情况比现在可要紧急得多，也没见他这么紧张。
　　
　　既然不是紧张，至少不完全是紧张，那究竟还有什么原因，使得洪秀全非得一天三道严旨催逼李秀成呢？
　　
　　思来想去，不只是害怕湘军这么简单，真正的答案其实就埋藏在洪秀全的内心深处，他害怕李秀成抗旨不来，说得更明白点，就是不敢完全信任李秀成，担心忠王不忠。
　　
　　最害怕失去的，往往是一个人最在乎的。洪秀全催得越急，就越说明他害怕李秀成不回来。历史上最不被信任的前方主帅，非岳飞莫属，所以他死得最惨最冤。按李秀成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洪秀全对他的不信任，早在册封他为忠王之前就有了，其中不信任指数最低的时候，就是李昭寿叛变改名为李世忠之后的那段时间。
　　
　　要了解洪秀全对李秀成的看法，可以从洪秀全封王着手，作为太平天国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封号的确定是很有讲究的。
　　
　　洪秀全自称天王，那是因为太平天国以天为尊，以上帝为老大，凡灌以天字，就是至高无上的首长。东西南北王取四个方向，也蕴涵着同在一个级别，无法与天王并肩的等级规定，翼王取的是“羽翼天朝”之意，东西南北取完之后，就只剩下中了，总不能封个中王吧？中是老大，就是天王。
　　
　　这些封号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洪秀全的一些真实想法，他封李秀成一个忠王，无非是希望他能够做到两点，一是忠诚，二是忠心。这个封号很有水平，如果你忠诚，那就是表彰；如果你不忠诚，那就是提醒告诫，随你怎么理解吧，总而言之是“有则加勉，无则改之”。
　　
　　随着陈玉成兵团的逐渐瓦解，加上李秀成武汉会剿失约，坐视安庆失守不救，手下兵将越来越多，洪秀全对李秀成不信任的指数也在逐渐加码升级。一家独大的李秀成，是洪秀全自杨秀清被杀和石达开出走之后，感觉到的最压抑的力量，这种压抑有时甚至还会超过围困天京的清军和湘军。
　　
　　早在李秀成打响第二次上海战役之初，李秀成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洪秀全不信任的信号。李秀成进攻上海不到五天，就从上海赶往苏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听说部将陈坤书把苏州搞得乌烟瘴气，老百姓怨声载道，苏州的情况并不和谐。
　　
　　为了保住苏福省的省城，李秀成决定回去看看情况。可是等到李秀成进到苏州一看，不由大吃一惊，陈坤书已经溜之大吉，这个家伙竟然跑去了常州。
　　
　　陈坤书对李秀成一直是又敬又怕，他趁着李秀成西进湖北，东取浙江之机，在苏州为所欲为，过足了一把手呼风唤雨的干瘾，听说李秀成要来，便吓得赶紧从苏州跑了出来。
　　
　　为了摆脱李秀成的控制和追查，陈坤书想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办法——买官。苏州有的是钱，陈坤书不知道用重金砸了哪位中央领导，竟然有人在洪秀全面前替他讨封了一个王爵。
　　
　　封王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前期只封过永安五王，定都天京之后封过燕王秦日纲和豫王胡以晃，一共七个王爷，而后期也只封过安王、福王、干王、英王、忠王、赞王、章王、侍王、辅王等几个亲信下属和优秀将帅。
　　
　　陈坤书虽然跟随李秀成作战，立下不少功劳，但明显与王爵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而且洪秀全对封王一事，一直很警惕，当初封忠王也是下了很久的决心，按说陈坤书封王的可能性并不大。
　　
　　洪秀全这次却有些反常，他不但封陈坤书为护王，还一口气封了一批第二梯队的将领。单是李秀成部下，除了陈坤书，还有五员大将也被封王：保王童容海，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也写作郜云官），来王陆顺德。
　　
　　一向在封王这个问题非常吝啬的洪秀全，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大方和慷慨起来？
　　
　　李秀成是个聪明人，他一眼就看穿了洪秀全的用意——这是他要用分权的办法来削弱他的实力。（天王见我兵多将众，忌我私心……封陈坤书为王，分制我势。引自《李秀成自述》）
　　
　　太平天国的指挥原则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同一级别的将领之间互不统属，彼此无权调动他人的部队，洪秀全借鉴的是西汉贾谊的“众建诸侯少其力”的法子，将李秀成手下大将都封为王。这些大将都有握重兵，封王之后，李秀成便无法节制，对这些自立门户的他没有任何办法。
　　
　　洪秀全之所以这么做，自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一把手地位。自从陈玉成兵团被打垮后，李秀成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太平天国事实上的最大实力派。自保需要，再加上天京政变的阴影，洪秀全当然不可能完全不提防李秀成。
　　
　　用分权的办法来集中权力，是历朝历代那些皇帝老祖宗们惯用的权谋之术，他们的心思倒有一大半是放在如何让子子孙孙都稳坐皇位，这正是君主专制的一大弊病。分权集权之术，最难把握的是尺度，因为集权和分权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
　　
　　集权固然有利于独裁，但也增加了皇帝的劳动强度，对于这一点，朱元璋的体会应该是最深的。朱元璋当年废除了丞相制度，用皇权兼并了相权，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肩挑，虽然大权独揽，却也累得半死不活，以他的工作强度，评个全国劳模估计没啥问题。他是马背上打出来的，估计体力也远胜常人，参加铁人三项赛也许都能拼个名次。问题是朱元璋虽然勉强撑了下来，可他的子孙们却受不了这个苦，最后还是不得不另设内阁，来减轻自己的工作量，结果把明朝弄得一团糟。
　　
　　历史上分权这招玩得最上瘾的要算宋太祖赵匡胤，权力是掌握在自己手上了，可也把北宋弄得积贫积弱，结果打谁都是输，打一回输一回，只能年年“孝敬”西夏和辽国，堂堂中原王朝不得不长期做“孙子”。朱元璋为了集权，也大力分权，一权多人，越分越细，一个经理的岗位被拆分成几个副经理，控制起来当然非常方便，可是几个副经理之间互不买账，推诿扯皮，啥大事都干不成。
　　
　　洪秀全这次大封诸王，分割统兵大将的兵权，虽然增强了自己的安全感，保住了天王之位，却也削弱了统兵大将的作战实力，后来的苏州失守，这便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