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回忆他战时在桂林漓江东岸寄寓朋友处的时候说，他渐渐地爱起这个小小的“家”来：“我爱木板的小房间，我爱镂花的糊纸窗户，我爱生满青苔的天井……”

在北京，糊窗户是用高丽纸，其次才是东昌纸、粉连纸。东汉蔡伦始造纸，然而据说明以后才有纸窗，一篇什么文章这么说，大意是窗牖洞开，于是才在床上张幛以避风。不算严格的考据，姑妄听之。

也许明清以后的人才用纸糊窗，也才领略此中的情趣。月明三五照着花影婆娑，这是温馨的；若是霜天冷月，把因风摇晃的枯枝的影子描在窗纸上，可就显得凄厉了。

儿时，四五岁，父亲在烟台，家中只有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一夜，有贼来，隔着窗纸索钱，月亮把那人的影子拓上窗纸，留下个恐怖的印象。后来读武侠小说，武侠从房檐倒挂下来，舔破窗纸，窥探室内，这场景遂仿佛不陌生，但我的同情，自然多半在武侠身上，而不在室中人了。

舔破窗纸，从屋里看院里的动静，不露痕迹；至于也有从窗外看窗里，用这个办法的，除了闹洞房，却都属于爬锁眼一流，是窥探意识的表现了。这是还不兴玻璃窗的年月的事吧。北京城里，从我记事起，不用说像样一点的房子都有玻璃窗——不过周围的窗棂糊上纸——就是大杂院的房子，窗户上也好歹嵌一块玻璃。

“隔着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这个歇后语，今天出生在公寓楼里只认得玻璃窗的孩子是缺少感性的体会了。

1951年春，我因公到北海前门西侧的团城上去拜访郑振铎先生，他当时是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即文物局前身）的局长，这个局就在团城里办公。郑振铎的办公室是坐北朝南的一排平房。可能因为他的写字台临着纸窗，他兴致勃勃地说起纸窗的好处，最主要的是它不阻隔紫外线的照射。这位魁梧的、因《取火者的逮捕》进入我童年精神世界的学者，转瞬成为古人。但每逢翻到《西谛书话》《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我都想起他这一段谈话，心中浮现一方雕花的窗，上面罩着雪白的窗纸，鲜亮的太阳光透过纸，变得柔和温煦，几乎可掬了。

郑振铎后半生在上海、北京，怕都没有更多亲近纸窗的机缘。终其一生，大概像梁思成先生有关城墙花园的遐想一样，不过是一个纸窗的梦而已。

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