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忽然想到一个“我要骂人”的题目，以补“枉担个虚名儿”之憾，又想起鲁迅有过一篇《我要骗人》，翻出来看，发现这位浙东乡先贤其实是虽有“骗人”之志，却无骗人的本领，通篇说的是真话与实情，毫不忌讳。尽管这篇应约为日本刊物写的文章，发表时文中“上海”、“死尸”、“俘虏”等词和指日本国旗的“太阳的圆圈”一语都被删去，还是看得出对“中日亲善”和国是世情的愤懑的。即如“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这真是用血凝成的沉痛的经验，也是“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预感”吧。

鲁迅文中又说，“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有的罢”，此时已是1936年2月，上距写作《祝福》的1924年2月，整整一纪，祥林嫂关于人死后是否有灵魂的提问，仍然萦绕于鲁迅的心。鲁迅以捐款一块钱，“骗”得了为水灾灾民募捐的天真孩子的欢喜，又深感为了不愿看失望的样子而骗她是不应该的，因为鲁迅不相信款子会真的到灾民手里，“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中止了”。鲁迅也终归不会骗人。

骗人，有些人是得心应手，心安理得的，但对只惯讲真话的人来说，就是个难题。

骂人，也不容易。

以子侄辈写前国民党将领们的史实的黄济人，在《三访黄维》中说到他请黄维去过目原稿的情形：

“黄伯伯，我在纸头上骂你了……”

“骂我？你没有骂我。”黄维从一种漠然的情态中回过神，反而朝我笑了笑，“你写的事情是真的，就不叫骂。就算真骂了，也是活该骂的……”

读到这里，我不禁对黄维其人在这里表现的明达和器度油然产生几分敬意：在涉及个人的史实面前能持这样冷静的态度，不失为有识之士。

以黄维的简洁的定义相绳，要骂人，除了不讲道理以外，还须不顾事实。如此看来，骂人，也不容易。“我要骂人”，只好作罢。

本想把这个从想要骂人而又撤销原议的过程如实写出，也还是“吟罢低眉无写处”。好在前两年先后有过《骂与非骂》《颂和骂》两篇短文有所阐明，倒好像是一种“预感”了，然而一切预感也无非源于经验吧。

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