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八期的《雨花》杂志，又刊出一批“新‘世说’”。从目录看有几位熟识的作者，便翻开来看。其中傅晓红是我们（蓝翎、舒展和我）在《钟山》开“杂文作坊”专栏的责任编辑，“作坊”停业，还没来得及写信给她致歉。她写的是一位外事干部长期“不得重用”的底细。后来个人档案清查，他才知道自己档案上有一条记载：

1961年4月12日晚7时10分，他在使馆区道旁徘徊，神色焦虑惊慌，时间长达一小时又四十二分钟，于8时52分离去。结论：此人可用，但不得重用，不得派往国外。

这人苦苦回想，终于想出那天妻子在积水潭医院分娩，他在等候消息。

按：北京的使馆区，60年代已经在城东三里屯至光华路一带，而积水潭在老城西北角；在积水潭医院附近逡巡，也许会引起联防人员的警惕，却不会蒙私闯外国使馆的嫌疑。积水潭医院或系日坛医院之误，但日坛医院虽紧靠使馆区，记得是肿瘤医院，二十八年前是否兼开产科，待考。

傅晓红似长期在南方读书、工作，对北京坊巷不熟，这一则得之传闻，不足为怪。

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书中《关于未名社的被封》一节，引李霁野的回忆，他和另二人被捕后曾关押在东城报子胡同侦缉分队云云。按：我猜这里说的报子胡同，是报房胡同。因为报子胡同北京似只有一个，在西城，西四牌楼北。而报房胡同则在东城，东四牌楼南。

手头没北京街道胡同名录，但我知道北京确有许多重出的地名，如“石碑胡同”至少有三个，“船板胡同”肯定有两个；不过多年来没听说有第二个报房胡同、第二个报子胡同。据我模糊的印象，在1939至1943年间，我每天到灯市口去读书，也有时走大街，而多半是从报房胡同穿行，好像路北有一处还挂着“警察”、“侦缉”一类牌子。李霁野等未名社成员被捕是在1928年4月，把持北京政权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从那时直到沦陷后日伪统治的八年里，一块“侦缉分队”的牌匾在一处一直挂下来是可能的。1949年以后，北京成为首都，机构的建制变化、扩大，房地产权的变化才多起来。

今年第8期《文汇月刊》发表关于扬帆冤案始末一文，里面说到扬帆1954年被拘捕后，在北京曾关押在左家街。

按：在北京以“左家”名的地方，有近年才因地处交通要道而出名的左家庄，在东郊，是新开拓的住宅区，没有如文中所说的老宅院。然则所说左家街，我疑为西城的祖家街，不过也是揣测，并无根据，我也不拟前往踏察：虽说在50年代属于监管人犯之所，已过三十多年了，但说不定还是公检法部门的机关，多少带点禁区性质，总不宜到附近徘徊，在门前探头探脑的吧。

作为读者，于此等处，一概采取不予深究的态度。至于回忆录、传记、纪实文字的作者，于人名、地名、日期等还是尽可能准确些好。

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