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读书的时候给父亲写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句话：“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毁，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我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这里面“新的神”指什么呢？青少年时代的马克思崇拜的偶像是康德和费希特。他希望自己能像康德那样在学术上建构出一种像几何学那样的抽象理论体系。马克思说干就干，在柏林大学第一年就试图创造一种抽象的法哲学体系，而且还写出了 300 多页的书稿。不过，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当他写到“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马克思在那个时就发现，抽象的体系和具体的问题之间有着一条很大的鸿沟。

由于马克思写他的法哲学著作写得很苦闷，发现问题却找不到出路，着急之下就病倒了。在养病期间，马克思又再次把黑格尔的著作通读了一遍。他发现，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正好可以克服康德哲学当中抽象和具体的对立、实然和应然的对立。自此之后，马克思就开始倾心黑格尔哲学。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写信给自己的父亲，他说的那个“新的神”，其实就是指的黑格尔。可见，年轻时的马克思是多么地热爱思考，他俨然已经把启发他思想的精神偶像

黑格尔当作“神”了。马克思对这次思想的转变颇为兴奋，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在有了这个思想上的升华之后，他“就像狂人一样在肮脏的施普雷河水旁的花园里乱跑，我甚至

和我的房东一块儿去打猎，然后又跑到柏林去，想拥抱每一个遇见的人”。就这样，马克思违背了父亲让他做一个律师的愿望，选择哲学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

马克思经历了这次思想转变之后，就经朋友引荐，参加了柏林大学的“博士俱乐部”，这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的组织。黑格尔活着的时候说，上帝是不存在的，主导人类命运的不是上帝，而是“绝对理念”，但同时他又说神是“绝对理念”的象征。这样，黑格尔就在理性和信仰、宗教和哲学之间和了一把稀泥。他的一帮弟子觉得自己老师抬高理性贬低信仰是不对的，要求维护宗教的绝对权威；而另一帮弟子觉得不能对宗教让步，并竭力做出无神论的结论。黑格尔死后，他的这两帮弟子公开分裂。前者因为有保守的倾向，就被叫做老年黑格尔派，后者因为有激进的倾向，就被叫做青年黑格尔派。

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施特劳斯打响了第一枪。他写了一本书叫《耶稣传》，这本书影响非常大。施特劳斯揭露了基督教福音故事的因果联系和逻辑矛盾，比如圣母玛利亚受圣灵感动怀孕、耶稣复活以及类似的“神迹”，清除了附加在耶稣身上的神秘光环，得出结论说耶稣本人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普通犹太传教士。而后世之所以流传基督的神话，是因为早期基督教社团用幻想的传说表达的对救世主降临的期待，是一种无意识的杂凑。既然耶稣只不过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那他就只有有限的历史意义，并不是绝对真理的象征。这样施特劳斯就把耶稣从神还原成了真实的人。后来，青年黑格尔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提出了“自我意识”的概念，鲍威尔比施特劳斯更进一步，他说宗教仅仅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一种异化形式，是对人的普遍本质的歪曲。由于基督教号召人们崇拜这种“自我意识”的异化形式，因此必然是“人类精神的枷锁”，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大家注意，我们所

熟知的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说法，其实最早来源于鲍威尔。不管是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还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都对当时的德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宗教解放作用。马克思本人就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从少年基督教信徒，转变成为一个无神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