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十年间的事他一样也没跟我们讲，以至于我怀疑他是否去过北京。只是在我小时候，他和同事们花公款去了一趟，旅游回来带了许多难吃的果脯。我在家里的旧相册中看到过一张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标志性的板寸头，穿着绿军装，挺直英俊，腰间还挎着把手枪。

那些旧照片本来都有年份日期的，可这张却没有，而且照片里的人看着也比父亲要高，我问他：“怎么没戴红袖章？”父亲支支吾吾，又说我不懂。

我说那枪也是假的吧，父亲就追着要打我。

谷酒喝了大半壶，却并不容易醉，我一直认为外面的酒都不如何桥村自酿的——用一个大瓮密封着，摆在大队杂货店的门旁，买酒的时候店主拿着杆秤舀给你，还有什么比这更富有诗情画意？更何况是在这么一个风雪之夜。

父亲满面红光，刚讲完他坐火车去了北京，我说扶他去休息，他却突然说要给我讲一个秘密。我顿时好奇心起，觉得他可能要讲去北京以后的事了，于是给自己倒了一盅酒，镇定下来，开始听他回忆。

1966年11月10日，父亲和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接见，父亲说他和林彪握了手，但我怀疑其真实性，林彪是黄冈的，算是我们老乡，我小时候就听父亲说过，可这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林彪后来叛变了，坠机摔死在蒙古。

父亲讲到他在北京干过破四旧搞批斗，也没有什么新鲜内容，都是野史上能了解到的，年轻人的狂热根本上就是青春期的躁动。父亲在北京待了两个月，见过“大世面”，以为能干些大事，于是就回老家，准备改造农村。又是坐火车不要钱，半路拦汽车，讲起回来途中的故事也不知道搞点新意。

父亲讲到从北京回来后的事，嗓音沉重起来了：他和同学在村口分手后，往村子另一头的山下走，那时候爷爷一家还都住在山脚下。

父亲一路上构想着夺权后怎么批斗他的数学老师张怀才：吊起来，用教学板尺拍他脸，用圆规戳他屁股，一边手舞足蹈，像是马上就当上大队长似的。走到山间的小路上，天已经黑了。山里有好多深水坑，是当时为了防止苏联侵犯挖的，预备储藏粮食，后来不用了，就积满了水。讲到这时父亲表情沮丧，他说他掉进水坑里了。那些水坑里的水冰凉刺骨，小时候我们经常往里面撒尿，当时我就忍不住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