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精神性死亡

施京吾

他们都是极普通的德国人，没有一个属于职业的纳粹党分子，极权统治来临之际，他们是如何生活、如何经历这一历史过程的？纳粹德国覆灭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认识希特勒统治和自己在这段历史中所作所为的？美国 、记者米尔顿·迈耶在战后对德国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旅居采访，以《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书对此进行了回答。迈耶对纳粹运动的考察结果是，纳粹运动使“小人物变疯了”。该书“堪称一份研究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它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观念的图景：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

迈耶笔下的“小人物”主要有十位，他们是：

（一）卡尔-海因茨·施文克，裁缝，克罗嫩贝格镇冲锋队队长，五十四岁；

（二）古斯塔夫·施文克，老裁缝的儿子，裁缝学徒，士兵，二十六岁；

（三）卡尔·柯林格尔赫弗，木匠，志愿者消防队副队长，三十六岁；

（四）海因里希·达姆，失业推销员，纳粹党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二十八岁；

（五）霍斯特马尔·鲁普雷希特，高中生，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一个被洗脑的小孩，十四岁；

（六）海因里希·韦德金德，面包师，街区纳粹党干事，五十一岁；

（七）汉斯·西蒙，收账员，纳粹党支部领导人，老纳粹党党员，编号5813号，四十二岁；

（八）约翰·凯斯勒，失业的银行职员，劳工阵线督察员，四十六岁；

（九）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中学教师，从反纳粹分子转变为纳粹分子，三十四岁；

（十）维利·霍夫梅斯特，警察，五十七岁。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小人物”们是如何“变疯”的。

小镇的历史和节日

克罗嫩贝格是德国黑森州的一个古老小镇，这十个人都是这个小镇的居民，从他们的身份即可看出，这是一群实实在在的“小人物”，他们自己也乐意承认自己是小人物，与工厂主奥斯卡·辛德勒、女党卫军特罗迪相比，他们的社会地位更加微不足道，作者米尔顿·迈耶说他们“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他们不仅是小人物，甚至是卑微的，卑微到其中大多数人都无法连贯地阐述自己的历史。他们文化程度很低，没有受到过完整教育，至于对纳粹的认识，除了教师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以外，简直无从谈起，他们不了解、也不清楚纳粹究竟是什么。“他们不具影响力。他们不是舆论的制造者”，在极权主义这架机器上，他们甚至“连齿轮都算不上”。就是这样一群随时会被历史尘埃淹没的“小人物”，却因为“纳粹分子”的身份被铭刻在历史记忆中。谁说小人物就注定将被历史遗弃？

克罗嫩贝格人对犹太人有着传统的欧洲式仇恨，这一传统具有强烈宗教色彩，基督教认为，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克罗嫩贝格人的仇视没有超出欧洲人对犹太人态度的一般范围。克罗嫩贝格是安静的，即便在三十年战争中，小城镇也幸运地躲过了劫难。

纳粹来了，小镇也被改变了。

1932年克罗嫩贝格人在聆听了希特勒的一次演讲后“安静地喜欢上了纳粹”，从此，他们在各种投票中，都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就这样，到1938年他们“和德国其他所有城镇的居民一样，都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纳粹分子”。既然大人物兴登堡、沙赫特都选择了纳粹，这些小人物成为纳粹分子不也更加顺理成章吗？只是相比城市纳粹分子们的喧嚣，这里的纳粹分子们显得安静了许多。差异或许也就这么多。

1638年11月9日，克罗嫩贝格人庆祝从奥地利手中解放十五周年，那是一夜狂欢。三百年后的1938年11月9日，克罗嫩贝格人再度迎来狂欢之夜：庆祝摆脱《凡尔赛条约》以及获得“解放”十五周年——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的这一天成为纳粹党重要纪念日。为纪念这一天，这一夜，克罗嫩贝格镇冲锋队队长施文克在党卫军指挥下，制造了焚毁犹太会堂的案件；这一夜，不仅克罗嫩贝格，在所有纳粹控制地区都出现了冲击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史称“水晶之夜”；这一夜，裁缝亲自参与了纳粹党制造的“水晶之夜”，而更多的克罗嫩贝格人麻木地围观了这一场景——包括在其他迫害犹太人的场合。

受到希特勒的蛊惑，是他们加入纳粹党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它承诺解决失业问题”。直到战后，他们依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稳定。唯教师属于“知识分子”，他的认识与众不同，他认为纳粹主义的纲领和实践属于“民主的一部分”。

被收买的正义

米尔顿·迈耶认为，纳粹的兴起“包含了精英的和奴隶的两种冲力”，比较合理地解释了社会在奔向法西斯道路上的狂热性：精英阶层和基层民众都感染上了纳粹的毒素。

对小人物身份的认同，使“小人物”成为他们固定自己身份的和心灵的符号，没有人将自己视为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人”，因而，不论在身份上还是在心灵上都没有走出等级制度的桎梏。他们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以一种独特的平静，木然地注视着德国发生的一切。他们不仅接受纳粹的统治，还服务于纳粹，“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纳粹——拥护自己不熟悉、不理解，甚至是不明白的东西，对于智力正常的人来说，这不是愚蠢所能解释的——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了。

人们对纳粹主义的日常理解：专制主义。除教师以外，其余的九人却不这样看，根本不承认或者无法承认纳粹政权是极权统治。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现实的理由我以为有三点：一，他们不是受害者，而是受益者，即便这种利益微不足道；二，对极权主义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更毋庸说足够的认识能力；三，与存在于德国的特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密切关联。

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认识外部世界。现实的利益和纳粹党的洗脑，使他们彻底丧失对善与恶的分辨能力。所以，面包师海因里希·韦德金德在表达对纳粹态度时说：直到战争全面爆发，才觉得纳粹党有点邪恶。——战争让他们失去了既得利益。

没有自由意志，就不会有思考，更不会有想象力。

所以，他们是快乐的。

要想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拥有正常生活的人，就必须被纳入这个体系，否则就不可能获得自由。迈耶说，由这种状态构成了德国社会的两种真相：“纳粹分子快乐的真相与非纳粹分子不快乐的真相。”我认为应该还有第三种真相：受到迫害的那一部分人，不仅没有丝毫快乐，他们将随时面对死亡的问题。可是——一、人是会思想的动物，要所有的人拥护一个政党、拥戴一个领袖、信仰一种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正当的、或者说合法的社会存在方式吗？那些“例外”的人又如何进行自己的价值选择？进入近代世界，政权必须被公众选择才具有合法性。二、更有那些生来就被排斥在“允许存在范围”之外的人——那些非雅利安人，尤其那些被雅利安人刻骨仇恨着的犹太人，他们又如何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如果说阶级属性、政治属性尚有“背叛”的可能，人的种族属性连背叛的权利都没有，难道属于非雅利安民族的人、属于犹太民族的人就注定死有余辜？每个人都必然地属于一个民族，这是人类无法选择的自然属性，如果各民族间彼此深怀敌意，人类何以安身立命？“小人物”们绝对不会去想象这些。

纳粹分子们稳定的生活，他们的安逸和“快乐”，是建立在对非纳粹分子，尤其是对犹太人残酷掠夺基础上的，是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迈耶断言：德国人在整体上有罪。他们对于不赞同的事物没有进行任何反抗或者尝试反抗：面对暴行，克罗嫩贝格镇的小人物们会在床上翻个身——然后继续睡觉。

于是，这些不能介入、参与到纳粹政治体系中的普通德国人——也是普通的纳粹分子，依然各行其是：读书、看报、工作、生活，就是从来不对纳粹统治提出任何异议，而那位曾经有过异议的希尔德布兰特老师过往的“反纳粹”履历使他惶惶不可终日，对灾难降临在别处而不是自己头上感到“欣喜雀跃”。当犹太人灾难不断降临、不断加深、不断加重的时候，他们甚至欣喜地发现：幸亏自己不是犹太人。

迈耶说：“屈服于较温和的放纵，是在为屈服于更致命的事物来铺路。”他们麻木但并不糊涂，他们具备了日耳曼民族几乎与生俱来的强大工具理性和惊人的算计天赋能力：他们准确地估量到凶暴的行为会唤起共同体意识到它的道德传统的那个临界时刻，他们清楚地、或者下意识地就能感觉到，什么是自己应该知道，什么又是自己不应该知道的。一些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被告诫不可以透露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于是，他们听从了。

在为生活恩惠的事物中，德国人整体地、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个无差别共同体，拒绝思辨，胆怯地维护着家人的安全、工作或财产。

纳粹政权用民生收买正义，或者说不断在利用民生抵消正义。

如果领袖知道就好了

在“小人物”世界里，希特勒是他们的“榜样”。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林茨地区一个叫布劳瑙的边陲小镇，父亲是一个小公务员，希特勒初中后辍学，青年时以绘画手艺混迹于慕尼黑，卖过明信片，一战时加入李斯特军团，成为一名下士。这样一个藉藉无名的小人物，一跃而成为“元首”，是一部极为经典的“小人物奋斗史”。希特勒成为德国最有权力的人，是小人物统治世界的有力证明。

小人物的成就成为小镇上同为小人物们疯狂追捧对象，他们对希特勒拥戴的实质不过是自我形象的投射与认同，潜台词是：如果我是希特勒，或许我也会这么做——当然，我会做得更好。所以，他们痛恨博尔曼、痛恨戈培尔、痛恨希姆莱，却从不痛恨希特勒。

真相总有被揭露的一天，但对于这群小人物而言，真相，真的可有可无。在纳粹政权垮台之后，他们是这样理解“真相”的。

收账员西蒙面对各种证据却竭力地否认：“大屠杀？这不可能发生过。”裁缝施文克说：“你明白的，在政权内部一直存在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他们以不正当的手段与他斗争。我厌恶希姆莱，也讨厌戈培尔。如果希特勒被告知真相，事情就会有所不同。”

元首是正确的，党的原则是好的，之所以出现种种坏现象，那不过是“小希特勒们”在地方上的胡作非为。西蒙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道：“而且我要告诉你下面的事实——那是希姆莱干的，希特勒与此事毫无关系。”银行职员凯斯勒也如是说。我们是否感到耳熟？

如果他们成为德国的“领袖”，很难说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希特勒。

希特勒不仅是小人物的典型，也是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典型，具有父系社会式的权威，小人物由此成为权力的子女，在父亲的阴影下，子女在家庭中几无地位。尽管希特勒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依然认为希特勒对德国是有战略上贡献的，这一“贡献”实质就是自己经济生活改善的某种折射，但他们从来——即便在战后也不追问这一贡献究竟如何而来，是否干净？究竟让这个世界、也让德国自身付出了多大代价？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既无能力，也无兴趣。

小人物控制小人物的手段不仅简单而且粗暴，纳粹党只能加入而不能退出。“在一个因其公务员的高效和忠诚著称的国家中，纳粹动用很少的人就控制了一切”，在七千万德国人口中，他们至多只动用了一百万人，“这一百万人口中，大部分都是社会渣滓。他们都是pobel，从事肮脏的工作：谋杀、拷打……剩余的人只要躲开这些麻烦”。

迈耶说：“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奴隶的人往往不知道他们被解放了。”这是一句令人心痛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