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家地主子女的人生悲歌

——乡村档案之二

毕星星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班主任要登记家庭成分，让我们全班同学自报，他站在讲台上，拿着花名册登记。“贫农”，“中农”，“上中农”，“下中农”，班上同学一个一个挨着报告。我报了自家，看到隔着一个座位那个女生趴在桌子上，捂着脸不肯抬起头来，一边肩膀哆嗦着，嘤嘤地哭。

旁边有同学替她报了：她家是地主。

我就这样认识了南火闪。

运城那一带给孩子取名，经常有看出生那天的天气的。“吼雷火闪，猛雨大点”，是老家形容雷暴雨的说法，火闪应该出生在这样一个天气，父亲就给她随便取了这样一个名字。足见他的父亲也没有什么文化，一个乡村的土财主罢了。

等到我上初中，一天在学校黑板报看到一篇范文，那是学校推荐给全校学生的，这个高中大同学署名叫“南嶽”，那时我们都不认识这个“嶽”字，不知道这就是“南岳”的异体字。只觉得这个老大哥挺神秘。能取这样的名字，作文肯定错不了。

回村里一说“南嶽”，村里知道他的就笑了，“你说的就是随锁么。”

随锁是村里叫的小名，他是火闪的哥哥。

他们的父亲，我从小看到他，就是低眉顺眼，不敢正眼看人。1960年代开始以后，经常看到上大会批判斗争。下了会，担茅粪，扫大巷，到水利工地出公差。苦活脏活都是他的，还经常白干，叫作义务工。

这个地主，村里都叫他己卯。己卯是个干支年号，农村取名字经常这样，比方戊寅、乙未、甲辰等等。从名字看，他也没有什么特别，一个祖辈务庄稼的农民而已。

几十年以后我接触村里档案，才知道己卯这个地主，土改前家里有七十亩地，二十二间房屋。可见撑死了他也就是个小地主。他也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乡事。在阎锡山时代，他当过闾长，村副，不过管理几十户人家。他进过当时的“防共自卫团”，但历史记录也没有什么恶行。

我不知道老家土改怎样划定成分的，看土地证房窑证，我家二十二亩地，二十四间房子，房子间数和己卯差不多，我家是中农。可见土地多少很重要。我的邻居提起划成分，每每捶胸顿足：“我家八十亩地，划了富农。我爸和我大爹就不分家，要是分了，一人四十亩，哪里够得上地主富农？遭这些年的大罪！”划成分如果这样随便，轻而易举就毁了一个家，那也太儿戏了。

自从土改以后，农村的地主富农这一个人群就成为政治贱民，“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是阶级路线，历次政治运动使得农村的打击目标越来越明确，一有风吹草动，村民都知道拿地主富农开刀。1960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响彻天地，批判斗争地主富农更加成为家常便饭。己卯在村里，拉上过各种各样的斗争会。乡村的斗争，村民不讲政策，经常使用一些残忍的折磨手段。打骂是免不了的，我村里常常看到一种自创的刑罚，就是一条凳子顶上再架起一条凳子，让被斗人站上去，大家发言，呼口号，趁着凳子上的“坏人”不防备，主持人一脚蹬倒凳子，高高在上的那个倒霉鬼便连人带凳子摔倒在地，经常跌得鼻青眼肿。这样的会，己卯参加过多次，以后再开会，大家高呼“上凳子”，己卯就吓得尿到裤裆里。

对地主富农分子的残酷斗争，当然株连到他们的子女。除了连带批判，政治上的侮辱歧视也是压得你抬不起头。入党提干招工这些好事和他们无缘，稍微不注意，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帽子就扣上了。平时，他们也是铁定的落后分子，批评敲打那是客气的。

己卯知道在乡下当农民，就把孩子捂死了。他千方百计努断筋骨要供儿子上学。随锁的学习成绩也还遂人意。1950年代，农家孩子上学的还很少，己卯决意供随锁在本村读了小学，又到东三里村读了完小。完小毕业，随锁考到舜帝庙中学读初中，初中毕业，随锁考进远近闻名的运城康杰中学。在我们那里康杰中学鼎鼎大名，考进康中，几乎就叫作一只脚踏进了大学的门槛。但是随锁康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1964年上半年，他在临猗县中学补习复读，这就是我和这位大校友的一段短暂交集。复读大半年，随锁还是没有考上大学，这就只有死了心回家当农民。

几十年以后我看到随锁的档案，才知道他没有考上大学，也曾经悲观失望，认为这都是家庭成分不好，影响了自己，“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家庭成分包袱”。随锁的怀疑不无道理。到了“四清运动”，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再绷紧，突出政治突出再突出，农村的地富子女是很难被大学录取的。我上高中时，有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同学，每当填表，好多都小心翼翼填上“地改”“富改”，那是摘了帽子的地主富农的意思。像己卯这样还戴着地主分子帽子，他的儿子要想进大学，那是难于上青天。

随锁一回村，立刻尝到了地主子女的滋味。

那时村里的高中毕业生很少，像随锁这样的名牌中学毕业的更少。而队长都是些一字不识的粗人笨人，有时难免起点争辩。于是随锁的档案里就记载了这样的评价：“高傲自满，目中无人，看不起贫下中农，不服从队干的领导。”

和队长有争吵，就是“辱骂污蔑革命干部”。

社员也不放过他，有人私下揭发，随锁给大队菜地浇园时，偷吃菜地的洋柿子黄瓜。

随锁已经到了结婚年龄，大闺女都不愿意嫁给成分不好的。经人介绍，随锁只好找了一个二婚的。

队里盖马房，媳妇要回娘家，随锁给队长请假一晌。下午没回来，队长立刻让随锁去叫，天黑了也要叫回来。

最危险的是，凡地富子女出点事情，一概以思想反动来推论。大事小事或者本来不是什么事情，都上纲到十分可怕的程度。

生产队开会，随锁随意在一张纸上乱写人名，写的是一批近代历史名人，可巧，里头有蒋介石，这还了得，有人看到了，随锁吓得立刻找到工作队坦白。

那时实行大寨式评工计分，干完活全队讨论谁该得多少工分。有一个贫农社员上工没有带毛选，队干主张评得低一些。随锁随口说：北大有一个美国教授，思想反动，国家还给他高薪呢。这也遭到大队小队驳斥，最后的结论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拿反动教授和贫下中农类比，影响极坏。

随锁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个地主老子。1964年他提出和己卯分家另过，己卯早年就死了老婆，全指望和儿女在一起，这会儿最小的儿子闹分家，己卯气得吐了血。但是有什么办法，为了孩子的前途，己卯答应了。从此这个家就是己卯一人住一人起火做饭，随锁和火闪兄妹相依为命。一个完整浑全的家，分成两个小家。村人无不叹息。

随锁为了表示自己彻底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向大队表决心：

“他气得吐血，我也不给他看病。”

“我结婚，所有东西都是我个人置办，不要他管。借债也不要他还。”

“我们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我给他说，我不是你的儿子，你也不是我的父亲。他也说，我不靠你，你不靠我，生不养，死不葬。”

随锁的决绝，现在看来太没人情人性。换到那一个阶级成分决定人生前途的岁月，我们应当能够理解这个地主儿子的残忍和无奈。他要过正常生活，他不要歧视侮辱，他就必须舍弃亲情，残酷地和生身父母一刀两断。他要表现，给社会看，给领导看。这个表现也许有点过分，在全国一片阶级斗争的喧嚣声中，在那个沾上地富成分就终生不得翻身的岁月，他下手有些狠，我们还是要原谅他的幼稚莽撞才是。而己卯，他自己再受苦，只要孩子从此和自己这个地主脱了粘连，他还计较什么呢。

随锁这些义举有用吗？虽然那时也喊“重在表现”，地富子女的表现却是没有什么分量的。除了树立几个大义灭亲的典型装装门面，绝大部分地富子女依然生活在祖辈的巨大阴影之下。摘帽右派仍然是右派，摘帽地富仍然是地富分子。划清了界限又怎样？他还不是你的老子？生在地主富农家里，这是你的原罪。大队专政指挥部让随锁填表，“家庭成分”这一栏，随锁还不是只能填上“地主”。无论怎样卖力洗雪，无论怎样出格表现，甚至亲手把老子推上祭坛，做出一些当政者鼓励的禽兽之举，换来的仍然是怀疑和敌视。1960年代一直到“文革”，多少地富分子的家庭，都演出过这样的绝情悲剧，都曾经被阶级斗争这只巨大的手撕得粉碎。革命的大熔炉，正在加温燃烧。为了救赎自己，地富子女不惜向亲人施暴，以换取进入革命队伍的准入证。如此这般，能够脱胎换骨吗？斗争毁灭了亲情，在祖国的巨大版图上，高头村这一角，不过随风起舞，人狂我狂。

大队将随锁内定为专政对象，指定随锁做出检查交代。随锁交代了自己不服从领导，不安心农业生产，想当小教，说反动话，偷吃队里黄瓜西红柿等等罪行。最后向全村保证：

以上都是自己对党、对人民、对贫下中农极大的犯罪，对不起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党对自己的精心培养，辜负了贫下中农对自己的期望。我还很年轻，毛主席、党和人民绝不会将自己放到社会主义大门外的。我也绝不会执迷不悟。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广大的贫下中农保证：

一：坚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二：坚决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听贫下中农的话，听革命干部的话，服从领导，坚决站在贫下中农一边。

三：在劳动中绝不挑肥拣瘦避重就轻，一定服从分配，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四：遵守法纪，绝不容许偷盗和违犯党的一切利益的事情发生。

五：以上由广大贫下中农监督，争取重新做人。

随锁这样检查，看得出，他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在村里，他的日子已经十分难过。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乡村早婚，火闪也到了嫁人的年龄。不敢挑拣，在邻村申村找了个对象，小伙子叫刘丰年，也是成分高。人家不挑剔她就谢天谢地，她就这样匆匆嫁了人。

兄妹俩没有想到，1968年，才是他们的噩运。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到这年5月，全国掀起了“群众专政”高潮。“群众专政”是1968年的热词，指的是把专政对象交给人民群众。过去，对地富反坏的专政，都是通过专政机关进行。逮捕判刑关押戴帽子，要通过公检法审查，刑拘也只有公检法有权行使。“群众专政”了，由人民群众直接行使专政权，在村里，也就是由贫下中农和全村社员行使专政。这实际上是公开号召在底层滥施刑罚。在乡村，一场大规模的非法拘禁、私刑、拷打甚至残杀由此掀起狂潮。对付农村四类分子的惨无人道的肉刑多发生在这一时段，肉体消灭也是常见的事情。湖南、广西等地农村肆意残害四类分子，造成和平年代的大批无辜杀戮，几十年后终于大白于天下，让人们领略了那个年代的恐怖和血腥。高头村，也在狂风中战栗发抖。

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小队社员揭发，说己卯家里藏着枪支手榴弹。

戴帽地主，家里私藏武器，当然十分危险。公社大队非常警惕，几次找己卯谈话，己卯不承认有枪。一群人到己卯家里搜查，就那么几间房子翻了个遍，搜不出来。大队又找随锁，动员随锁配合。全村召开群众大会，公告敌情。随锁在大会上保证，三天交出枪来。回到家里，随锁白天黑夜动员说服，讲明只有交枪才是唯一出路，无奈己卯一直说没有藏什么枪。随锁给大队治保再做汇报，说己卯“狡猾抵赖，死不承认”，要求把他“交给大队处理”。

大队把有嫌疑的四类分子集合到关帝庙，集中拷问己卯的藏枪。审问在关帝庙大殿进行。大殿的大梁上，一根粗绳子穿过，一头五花大绑捆了己卯。“说，枪藏在哪里？”不说？那头绳子一拉，“呼啦啦”己卯就吊上了屋梁。吊起，放下，再问，还是没有。“呼啦啦”再吊起。关帝庙的大殿，呵斥和惨叫声响成一片。

悬空吊起时间长了，己卯的两条胳膊疼痛难忍，实在支撑不住了。他乞求，能不能落落地，让我的胳膊歇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