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一句话把他赶回干校

在咸宁，郭小川表现得不错，他拼命干活，拼命表现。到干校不足半年，他就被“解放”了，“恢复党组织生活”，拥有了较自由的身份。他写信给《人民日报》，要求回报社参加新的革命，无奈已掌管报社的姚文元不喜欢他，他的愿望落空了。

1972年夏天，周恩来对文化部的“文革”运动进行了干预。他指示，在干校的十二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先回北京，能工作的工作，不能工作的先养病。9月，郭小川被借调到国家体委，为正大红大紫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写报告文学。半年后，一篇题为《笨鸟先飞》的文章发表了，此文因香港媒体的报道，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在此之前，郭还写了一首歌颂“文革”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发表在《体育报》上。文艺界一片喝彩声，何其芳更说出了“中国诗坛的希望寄予小川同志”这样的话来。在一种激情洋溢的情绪里，郭小川又参与了反映乒乓球队生活的话剧《友谊的春天》的剧本改写。

可到了1974年3月，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公开指责《友谊的春天》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一心想洗心革面的郭小川再次被推到了革命的反面。此时，幕后的策划者则是江青。郭小川和江青其实是老熟人了，两人在中宣部电影处时，一个是处长，一个是副处长，也正是在那时，江青领导批判《武训传》和《清宫秘史》，郭的表现让她很失望，这笔账一直没有勾销。其实郭小川对江青的印象还不错，他曾对“牛棚”里的朋友说：“江青这个人确实懂得文艺。”

由于江青的一句“郭小川是修正主义分子”，郭被重新赶回了咸宁干校。这一次，对他的打击更大，干校里的郭小川，有些未老先衰的迹象。此时他身患肝病，意志消沉，面色憔悴，酗酒，因服用过量的安眠药，每天都显得昏昏沉沉，始终睡不醒的样子。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刚到作协党组的年轻人了。

此时，又有一项罪名与郭小川若即若离，那就是“与林彪反党集团关系密切”。这倒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事实上，郭与林彪早就认识，郭夫人杜惠与林夫人叶群关系密切，杜说“实际上我是她的小朋友”，她们几乎无话不谈。郭对林彪印象也不错，说林彪善于打仗，具有大军事家指挥若定的气派。“批林批孔”运动一起，这层关系为郭小川埋下了祸根，他写的那首长诗《万里长江横渡》也被指责为“暗喻”林彪。他被打成“现行”，由“中央专案组”重审，又重新陷入不停地检查交代之中。

1974年12月，咸宁干校撤销，大部分人员已返回北京，郭小川却不得不随原属中国作协的一批干部并入天津附近的团泊洼“五七”干校，继续劳动和接受审查。著名的《团泊洼的秋天》即写于此地。1975年10月，“中央专案组”派人来到团泊洼，澄清了郭的问题，宣布他与林彪一案没有任何关联，“结论书”上还有副总理纪登奎的批示：“由国务院政工组安排工作。”此时的郭小川，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他冲出校部，一路上逢人便讲：“我解放了！我要回北京啦！”

10月9日，郭小川回到了几年不见的北京，他相继看望了老首长王震、老熟人纪登奎，还受到了李先念、华国锋的接见。此时，江青一伙正在走向孤立。很快，郭小川的组织关系被直接转到了中组部，而不是文化部干部分配办公室，显然这是中央领导人过问的结果，而且这也是一种保护性措施，因为“分办”隶属文化部长于会泳领导，搁在文化部，郭自然还会难逃厄运。郭回京后，兴奋之情一时难消，他四处拜访“认为可靠、知根知底的人”，并四处讲述他所知道的高层斗争的内幕。不久，纪登奎就找到郭小川，严厉批评他：“这是党内高级干部问题，不能外传！”郭听后甚是惊恐，马上噤若寒蝉。

1975年11月中旬，郭小川又被巧妙地安排到了河南林县，以便使他“暂避一时”，躲开江青的追查。

离奇的死因

林县坐落在太行山东麓，由于缺水严重，这个小盆地曾被判定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然而林县人民战天斗地，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人工河——红旗渠，也使这里成为少数几个“文革”期间开放参观的地区。郭小川的两个女儿此时正在林县当知青，于是郭小川就取道郑州，来到了林县，并将远在东北农场落户的儿子也调到了林县教书。

郭小川到林县不久，文化部就派人追查来了，目的是通过对郭小川的追查，挖出郭背后的“高人”，并准备把郭小川的材料整理齐全后上报张春桥。郭小川的命运岌岌可危，此时，他甚至流露出了“重上太行山打游击”的念头。值得庆幸的是，正当有关方面准备对郭下手时，“四人帮”垮台了……

1976年1月9日，周恩来逝世。身在林县的郭小川闻听消息，泪飞顿作倾盆雨，哭得昏昏沉沉，甚至拒绝饮食。随后，他写了一首悼念总理的长诗——《痛悼敬爱的周总理》，交由林县县委印制成小册子，四处散发。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郭小川马上草拟了一份给中组部的电报，大意是：“惊闻主席逝世，至极哀恸！亟盼回京参加追悼会，请速电示。”中组部打电话给林县县委，转告郭小川：就地参加追悼活动。追悼大会在林县一中的操场上举行，郭因身体虚弱，被允许在医院朝向操场的一间病房内参加追悼——此时的他，茫然胜过悲哀。在1976年夏天，郭小川曾不止一次对自己的女儿说：“毛主席啊，我们真跟不上……”并不停地用双手做着来回翻转的动作。

但郭小川还是自觉给自己定下了一项任务：写一首悼念毛泽东的长诗。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无法给自己的领袖作出全面的评价。灯黄卷前，郭小川的思绪凝滞了，他一日千行的诗才不见了，那首为领袖写的悼诗进行到第二百三十五行，刚写到“想不尽啊/批判《武训传》/批判《清宫秘史》/远不是两部电影的”时，就戛然而止，连个句号也没写完。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捕。听到消息的郭小川兴奋异常，他意识到，自己长达十几年的挨整历史就要到头了。然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却实实在在演变成了一个真实人间的悲剧——那就是郭小川的离奇死亡。

关于郭小川的死，老 冰心曾写道：“10月９日他听到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欣喜若狂，以上这些都是我能想象到的。意外的是就在当年的10月18日凌晨，不幸发现他在服安眠药后点火吸烟，卧具着了火，竟至自焚而逝！”

在1999年11月河南的《大河报》上，刊载了一篇《郭小川之死》，作者曾亲自参与这一案件的侦查取证。文中说，郭小川从林县返京途中，在安阳转车，住进地委招待所高干楼，身份是“中央组织部首长”，后发生火灾烧伤窒息而死，全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七十。就在个人命运云开雾散之际，主人公却因一个小小的烟头儿而离奇去世，这不是一出人间悲剧又是什么？但在浓厚的悲剧里，又分明有一点喜剧的色彩，让人五味杂陈。

在那个动荡而诡谲莫测的年月，因历史的迷雾尚未散尽，再加上其情节之离奇，其传说之莫衷一是，郭小川的突然死亡自然会使人浮想联翩。其家属也觉得郭死得蹊跷，曾致信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对郭小川的死因提出质疑，并对郭小川的评价提出意见。

1978年3月19日，胡耀邦给郭小川的长子郭小林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仔细看了中组部关于你爸爸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不是中组部一家经手的，而是同中央公安部一块并会同当地的组织部门、公安部门到现场检验和各方调查作出的。正是用了这种可靠的方法，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爸爸的死亡，是一个意外的不幸事故，而排除了其他致死的可能性。中央同志看过这个调查报告。我也相信这个调查报告。你说你有怀疑，如果你能提出比较可靠的理由，特别是能提供是属于坏人谋害致死的证据或线索，或者以后得到这种证据和线索，组织上是会大力追查的。”“悼词是不是还可以多写一些话，是不是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些？这当然是可以再讨论的事情。但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否基本上正确或者基本上不正确。或者说，是否基本上合乎客观的历史实际。基本上对了，也就可以了。如果是坏人，应把他美化为好人，行吗？如果是好人，硬把他丑化为不好的人，行吗？即使暂时歪曲了，能长久吗？根据这个道理，你还可往下想：革命队伍中，对一个人，生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鉴定，死后，往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有时高了，有时低了，可靠吗？可信吗？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为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在信的最后，当看到郭小林为了写信反映问题，竟然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搞了一个月时，胡耀邦说：“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说得更直率些，我很担心。我的小老师！你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去干这样的工作？费这么大的精力值得吗？”

在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这实在是一番让人感佩的话。那时候，成千上万的运动受害者需要澄清案情、落实政策、写出评定，又有多少人纠缠于“多说一点、少说一点，评价高一点、低一点”之类的事情上啊。这些重要吗？可靠吗？多少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胡耀邦的眼光是独到的。无论组织给你下过多高的评价，最终也不一定是可靠的，“历史掌握在人民手中”。

郭小川的“标本意义”

逝者长已矣。作为党组里新来的年轻人，郭小川被一代人怀念，又被新一代人忘却。无论怎样评价他的写作，他作为一位诗人的形象，在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消逝，至少在义务教育的课本上，还有他的诗篇。

郭小川的诗歌写作，大多属于“政治抒情诗”的范畴，诗人以“阶级”“人民”的代言者身份出现，表达对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作为代言者，郭小川的诗基本上都在“高音部”上飘，一读他的诗，就会想起广场、喇叭、义正词严的朗诵，节奏看似铿锵却乏味，情感读似浓烈但空洞。

艺术拒绝回到历史现场。在那个年代，很多诗人是紧跟时局的吹鼓手，少有人敢与时代作对，做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很少有人敢于停下来，不前进，做一个沉默者。所以那一代的很多人，甚至称不上是“诗人”。郭小川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之年，根基未稳即进入延安，此后南征北战，命题作文。他“没有鲁迅那样的‘小楼’，没有沈从文那样的‘边城’，也没有郁达夫自己的‘迟桂花’”，更缺乏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艾青的“象征主义与聂鲁达”、冯至的“歌德与里尔克”。他有的只是少许的民歌传统和并不纯正的马雅可夫斯基……因此，他的诗歌，成为工具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这样来评说历史人物似乎有些无情，但正如胡耀邦所说，“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

郭小川曾因“个人主义”被批斗，在一段时间里被排斥，受了委屈，但他不同于丁玲、艾青、冯雪峰这些成名后才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他们尚有半个身子不属于革命，革命只是他们的选择，不是全部；他更不同于沈从文、戴望舒、张恨水等从另一个世界跨过来的文人，他们是被排斥在集体之外的边缘人。他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个集体，但他也从中得到了益处。看看他日记中经常出现的“电影”“舞会”“演出”“溜冰”等词汇，就知道这些并非那个时代的一般民众所能享有。

郭小川的悲剧，从根本上说，并非某个人加害于他，而是游戏规则使然。在集体面前，他的个人主义是那么显眼，他必须“忘我”，这就是规则。一旦他不能与集体融合，就要受到排斥。读他那一叠厚厚的“检讨书”，让人心生怜悯，觉得文化人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境况竟是那么的卑微……邵燕祥说：“他参与整人他也挨整，他的苦恼困惑以至挣扎，他的激进和他的局限，他的自豪和他的屈辱，都是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土地上相当部分被称为革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一个标本。”

郭小川的“标本意义”，也许就在于揭示荒诞，警示后人。

《同舟共进》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