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杰发言和杨荣甲的建言

丁东邢

时间：2013年3月12日

地点：北京密云杨荣甲家中

受访人：杨荣甲

采访人：丁东 邢小群

采访手记：

此前，知道杨荣甲的父亲杨士杰曾任中组部副部长，在给右派改正等重大历史决策中起到过重要作用。杨荣甲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曾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他于1982年随外交部派出的学术小组前往非洲考察，回国后曾就非洲问题写报告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为此，我们对杨荣甲先生进行了访谈。

杨士杰二三事

丁东：请谈谈你父亲参与的右派改正工作。

杨荣甲：平反右派是怎么开始的？1978年6月份，中央决定由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五个部在烟台开一个“研究右派分子摘帽的具体问题和商定落实方案专业工作会议”。时间是6月14日到22日，会议领导小组由杨士杰、廖井丹、童小鹏、凌云、李金德五人组成。参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中央部委和新华社共二百五十三人。

之前，胡耀邦找到我父亲说，有这么个会，你去参加一下吧，没有具体指示。我父亲说，我要带一个人。胡耀邦问，你带谁啊？他提出带陈文炜。陈文炜原来是袁任远的秘书，和我父亲关系密切。胡耀邦答应了。

1962年中央有个文件，对于右派，没什么大问题的，都给“摘帽子”，“只是对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烟台会议开始，大家基本上还守着这条线，没有大规模改正、平反的精神。会前准备的资料说，当年全国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约四十五万余人，1959年~1964年已先后分五批摘帽的二十万余人，尚有十多万人仍戴着右派帽子。

烟台会议第一天，据说，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发言，都是老调子。我为此请陈文炜详细谈了当时的情况。他说，烟台会议一开始，对右派这个共和国奇冤就陷入激烈的争论中。会议笼罩着“两个凡是”的迷雾。会议期间陈文炜参加东北组讨论，讨论中，东北组认为中央62年那个11号文件说的“确实完全搞错了的”不好掌握，提出：怎样才算“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能“个别改正”？中央正式下达《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是1957年10月15日，在这个迟到的标准下达前两个月中全国已有几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怎么能说“按标准”？他们居然还讨论出一个与当年划右派六条标准针锋相对的“确实搞错了的六条标准”《怎样才算“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标准》：

一、按中央后来补发的划右派六条标准确实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而被定为右派分子的；

二、主要是根据向党交心材料、自我检查、思想汇报材料定为右派分子的；

三、确实出于善意，对个别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提出意见，或就具体问题提出批评意见，对学术问题发表议论而定为右派分子的；

四、被个别领导人出于个人目的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打击诬陷，挟嫌报复，而定为右派分子的；

五、本人不够右派标准，又没有按中央规定履行手续擅自以右派论处的；

六、确实不是攻击我国对外政策，不是煽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分裂，而只是对沙俄侵略中国领土，对苏共二十大路线，对赫鲁晓夫，对苏军纪律等问题发表议论而定为右派的。

如果真按这六条平反改正，估计右派大多数都能改正了，但当时会议并未采纳。

据陈文炜后来告，6月21日烟台会议将要结束时，领导小组开始讨论会议总结，准备让凌云做总结发言。讨论会后，我父亲杨士杰找到陈文炜，与他交换意见并与他商量：“明天闭幕式上，我们还要不要讲话？”陈说：“当然要讲！”怎么个讲法？面对当时困难的现实，二人很焦虑，相对无言。后来，还是陈文炜打破僵局，对父亲说：“士杰同志你放心，我今夜一定把讲话稿写出来，明天早晨送给你。”他们二人政治上很默契，无须多说。

22日上午，凌云讲话后，杨士杰发言。他的这个讲话，无异于石破天惊，引发了强烈震动。

他说：对于过去定的右派凡是搞错了的都应当予以改正，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应当错多少改正多少。有多少错就改多少，全错就全改。

他引用了胡耀邦刚进入中组部时说过的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制造冤假错案！”还补充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他进一步提出：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是有真才实学的、有所建树、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党的财富，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财富，在对他们的问题给予改正和摘帽后，更应给予妥善地安置，以发挥他们被压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父亲发言话音刚落，会场顿时哗然。在会外的人则感到十分振奋。据说，当时会外有不少关心会议的人，父亲的发言很快传了出去。让家中有被打成右派的人或亲属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说几句题外话，我父亲组织纪律性很强，没当副部长之前，我和他交流较多，特别是“文革”后期，但他一旦就任，就不再向我们透露他的工作情况了。就右派问题，我曾对他表示，在干校时，我就同外交部有的右派一块劳动。后来和我一块儿去非洲访问的薛谋洪，1957年北大研究生毕业入外交部后，就是乔冠华手下的笔杆子之一。乔冠华手下三个干将，都被打成了右派。乔冠华要不是周总理保了他，也可能会打成右派。我说，我们中国搞阶级斗争，搞到现在人越来越少，今天打倒百分之五，明天打倒百分之五，搞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人到底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我一再跟父亲讲，我在外交部见过的右派，大都是有才华的人，比如薛谋洪，懂七八种外语，英语最好，日文、韩文、西班牙文、德文都懂，法文阅读能力比我这个专门学法文的也不差。更荒谬的是，过去部里写反修文章时还要他来参加——父亲当时没有吭声，但我的话，大概会对他产生点影响。

父亲在烟台会议上最后的发言使会场像炸了锅，但在会上和者甚少，反对者甚多，有人还说杨士杰等人是两面派，昨天讲一套，今天讲一套，烟台会议最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由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向中央拟了个《汇报提纲》。提纲坚持1962年那个文件的立场。但杨士杰和凌云表示保留个人意见。有人还质问说：杨士杰，你能不能代表组织部，代表中央啊？

回到北京，父亲向胡耀邦汇报，胡耀邦表示，你放了一炮，放得非常好。胡耀邦完全赞同我父亲的意见。因为烟台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回到北京后，在袁任远、胡绩伟、安岗、王泽民、付真等人的建议下，陈文炜又写了一个烟台会议情况的材料，经杨士杰签字直接送给了统战部。之后胡耀邦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报告，请中央就此问题重新定断。

报告上去了差不多三个月之后，中央决定还由五大部开会，研究右派“改正”问题。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这次会议也有曲折，但总的来说比较顺利。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都给予支持；也有个别副部长不同意。最后还是形成一致的看法。中央高层肯定了会议的意见，1978年9月17日的中央55号文件，决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已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从1957年反右直到这个文件的出台已过去了二十一年，最后总算使几十万右派及家属多达百万人脱离了苦海。

丁东：这个文件用的是“改正”？

杨荣甲：一开始说的是平反，后来邓小平重新给定位为改正。

丁东：后来，为什么没有给林希翎改正？

杨荣甲：关于林希翎的右派为什么没改正的问题，据我所知，当时组织部的专门负责处理右派问题的小组要根据下述原则工作：第一，要听上面的指示。例如，邓小平在听取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曾指示说：“1957年的反右斗争，在当时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有扩大化，特别是在后期。这是中央的口径。改正百分之九十几，不准确，有一部分是党的宽大处理。当时有些人是杀气腾腾，包括党内有些人言论很恶劣。”第二，当时的另一个原则就是，只要本单位同意给改正的，一般都给改正。当时，人民大学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带着大量的材料，坚持不同意给林希翎改正。鉴于这种情况，组织部就决定，不改正就不改正吧。杨士杰在后来的会上坚决贯彻了这一精神。这使有的人就认为，林希翎的右派问题没有改正是杨士杰给“一锤定音”的。根据当时中组部改正小组同志的看法，杨士杰当时所处的地位也决定了他尚不具备“一锤定音”的权力。当时，也确实有高层对林表示过同情，但中组部的小组并没有收到过上面批下来的有利于给林改正的任何文字批示，林的问题就这么定下来了。总之，林的经历是个悲剧。我后来看过一些她的经历、遭遇，令我为之叹惜。“文革”时我很年轻，响应伟大领袖号召，造了几个月反，犯过错误，也被折腾了七八年，这促使我在残酷的现实中去思考，终于在“文革”中、后期“被觉悟”了，从此坚决反对对人“以言定罪”这种违背宪法的非人道做法等等。就林的问题，我曾与父亲交流过，谈过我的上述观点，还对父亲说过，即使林当时说过错误的话，我们给人家戴上帽子二十多年了，人家的大好青春完全葬送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给人家改正呢？但我的话不可能起任何作用。

丁东：历史就是这样，就算杨士杰在烟台头一天顺着，后来转变了也很关键。没有他这一炮，就没有后来的一风吹大规模的改正。

杨荣甲：其实他只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也是水到渠成，是他把那层窗户纸给捅破了。就当时的情况，给右派改正的意义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它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为后面的工作开了先河。

丁东：平反冤假错案，平到什么程度带有偶然性。

杨荣甲：是。必然常常是由偶然开始的。最终还是当时的最高层做出决定，这取决于高层的认知及反思程度和下面的觉悟及施加压力的程度。

邢小群：您父亲“文革”之前在组织部吗？

杨荣甲：关于父亲，我稍微介绍一点。他1911年生于河北定县。上过保定二师，参与过著名的“二师学潮”。梁斌和我父亲是同班同学，他的《红旗谱》还送给了我父亲。父亲1932年转党。1943年任晋察冀一分区地委副书记。1949年初调任察哈尔省任组织部长，后任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省军区政治委员。他要求自己非常严，生活艰苦朴素，从不给身边的人、也不给自己的子女谋私利。我估计和他受的教育有关，他喜欢看京剧，京戏里面的清官对他影响很大。他长期活动在战争年代，有军人气质，说一不二，痛痛快快。在察哈尔时，有一次开大会，突然下起雨来，有的人想退场，会场有点乱了，但人们突然看见前面的杨士杰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下面的人马上安静了，会开完了才散。后来，他调到山西省委当第三书记。第一把手是陶鲁笳；第二把手是裴丽生，省长；下面就是他。他主管农业，干了十一个月，1955年突然被调到鞍山市委当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1950年代初，中国学习苏联，把重工业摆在发展的第一位。鞍山现在重要性不太大，但当时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钢铁产量大约占全国的一半。

为什么派他去鞍钢呢？估计是去解决高岗问题出来后遗留的问题。听我弟弟讲，父亲聊天时曾告诉他，说1954年高岗出事，东北一部分干部也受到牵连，中央先派袁振到鞍钢。后来又派了父亲及一批高级干部到鞍山去加强领导。父亲路过北京时，刘少奇曾亲自找他谈话。父亲和刘少奇无直接的关系，有可能是当时的组织部负责人安子文或是赵汉推荐的。“文革”初父亲在组织部养病，属于老干部支部，有人贴大字报，说他是刘少奇的红人，把他赶到鞍山去挨批，大概和此事有关。组织部的人知道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对鞍山来带他走的人还打了招呼，这使他虽然也挨了不少批判、斗争，差点犯了大病，三年后总算又活着回到了北京。

我父亲一到东北，开始也确遇到些问题。一次在宾馆里开会，市委常委，鞍钢总经理，副总经理都参加。八点开会，有一个副总经理，过了八点半才到。杨士杰问：“今天叫你来干什么？”答：“来开会啊！”“说的是几点？”“八点啊！”“你看看表现在几点了？”“八点半了。”“就在那儿站着吧。”我父亲就是这么的不给人留情面。不过，这么一来，再开会，那些高级干部没人敢迟到了。他的这种作风，肯定会得罪一些人。但是站在党的利益上，有些人又对他很佩服。在鞍山这段工作，中央说大跃进，他就大跃进。中央说什么，他就坚决执行。

丁东：他去了以后，袁振没走？

杨荣甲：没走，袁振是鞍钢总经理，市委第二书记，第二把手。大跃进的时候，生产的钢有的不合格，袁振有点看法，受过批评。副总经理马宾也有不同的意见。市委也根据毛主席“拔白旗、插红旗”和中央的具体指示，对他也进行过批评。

丁东：“鞍钢宪法”是怎样产生的？

杨荣甲：1959年鞍山市委曾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表示要继续大跃进。毛在庐山会议上看到这个报告如获至宝，利用这个报告打击彭德怀。1960年，中央让鞍山市委把大跃进的经验再写一个总结报告，市委自然得积极执行中央的指示。不久，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报告的第一稿起草人是高扬，当时是市委的研究室主任，负责宣传的市委书记罗定枫对此稿先后又改了九遍，每改一遍，市委讨论一次。鞍山的这个报告毛主席看过后在上面批了六百多字，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并根据报告又简要总结了几条。总之，这一时期，父亲是紧跟中央的，坚决贯彻和执行了当时中央的政策。

邢小群：您父亲以后怎么到中央组织部了？

杨荣甲：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心脏病发作，非常厉害，大面积心肌梗死，几乎过去了，慢慢才醒过来，养了几个月，重新下地，重新学走路。他生活一直规律，意志力强，学走路，今天十步，明天十一步，后来身体又有所恢复。主动脉已经不行了，通过活动、吃药，又渐渐建立了侧支循环。一直到1966年，他休息了四年，都在养病。1962年他病后不久即被免去了职务，就作为病休干部调到中组部的老干部支部，养起病来了。到“文革”时，他锻炼得已经能走两三里地了。经受了“文革”的一番折腾后，到了1970年，没有查出历史有什么问题，就让他又回北京了。通过当时的市委书记吴德的关系，给他安排了红霞公寓里最小的一套两间半的房子，算是又安了个家。

邢小群：他属于中组部的干部？

杨荣甲：中组部的病休干部，他们支部一共十几个人，我刚才举了几个。还有吴岱峰、蹇先任、古柏的夫人等，一些资格比较老的人。

邢小群：“文革”后他出来工作时，多大年纪了？

杨荣甲：六十七岁了。

邢小群：他发挥作用，就是在胡耀邦那一段？

杨荣甲：就那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