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情义危机的问题，弋舟的小说或许是一个有趣的个案。这些年，弋舟的小说无论艺术水准还是思想深度，在批评界备受好评。他在201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光明面》看上去相貌平平：一个没落、潦倒和已经破产的老板，坐在在自己公司沙发上做最后的喘息——他在处理后事：那座被抬上楼来的铜牛被安放好之后，这个破产的仪式基本就结束了。他的绝望、沮丧可想而知。这时几个人物相继出现：曾经合作的朋友、前妻、母亲、跟了自己多年的老出纳和一个来应聘的女孩。这些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鼓励这个中年老板，朋友说：“嗨，你要重拾生活的勇气”；母亲说：“没什么了不起，失败了还可以重来”；前妻的越洋电话说：“不要这样，你要重新拾起生活的勇气”；老出纳说：“你还年轻。你要重新拾起生活的勇气。”但是，这些友善或励志的鼓励并没有给这位老板带来任何触动。倒是一个来“应聘”的女孩改变了老板的沮丧颓唐和绝望。女孩当然不会对老板说“你要重新拾起生活的勇气”之类的空洞无力话，但是，她应聘了清洁工之后，生机勃勃地劳作起来的同时，和老板有这样一段对话：

“跟我说说，”女孩开始翻弄她背着的小包，“最消极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张沙发。”他捂着脸说，听得见自己脑袋里的血管“砰砰”作响。

“哦，沙发。”女孩若有所思地重复着。“想开点，”她说，“就算变成了一张沙发也没什么不好。地球这么大，而我也占了一席之地。心情糟糕的时候，我就会想想这个，然后就开心得不得了——因为这让我显得像是一个地球性的公民。”她从包里翻出了一个褐色的纸袋，扒拉开，里面是半个发蔫的汉堡。

女孩用胳膊撞撞他，问道：“你也吃点儿？”

只见这时的老板：

他不得已放下了自己的双手。但是他的头却扭向一边。他不敢与女孩正视。他担心自己没准会流出泪来。白光灼灼，像十一月份的阳光，或者假冒的月光，亮度很高，却没什么热力。这当然不正常。日后岛民们必将如此纪念这个夏季。

他竭力掩饰着，站起来，迎面走向了那尊铜牛。铜牛已经被女孩擦得锃亮，在白光中熠熠生辉；牛眼瞪得浑圆，好像在考虑自己的处境——究竟是做一头华尔街铜牛，还是做一头漂亮的如同女人一样的奶牛？他也并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他只是被这样的念头所打动：此刻，世界在土崩瓦解，而他却身在光明面里。这个念头尽管充满了侥幸，但也显得那么能够抚慰人心。在地球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女孩有滋有味地吃着她的半个汉堡。同样也占有一席之地的他弯腰捡起了地板上的那串钥匙。这就好像是重新拾起了生活的勇气。

小说讲述的是，流行的空话套话已经浸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难免言不由衷地应付。诚挚和发自内心的关爱几近奢侈。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话才是有力量的？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才是有感染力的？小姑娘还没有被社会虚假话语污染，她才是生活的“光明面”。另一方面，小说用的是后叙事视角：老板曾何等风光怎样破产，小说并没有讲述，它讲述的是老板破产之后怎么办。这与流行的讲述富人阶层的小说就这样划开了界限。

弋舟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平行》，是他只可想象尚未经验的小说，年轻的弋舟与“老去”甚远。因此，这是一篇“不可能”的小说，那是一个虚构的地理学老教授的经验。老教授在已经老去的时候突然产生了追问什么是“老去”的问题，这与人生的终极之问只有一步之遥。老教授经过几个人之后，获得了外部世界的答案：哲学老教授虽然一以贯之地说：“这会是一个问题吗？”，同时他用勃起和射精次数回答了他，哲学教授的意思是，你不会勃起和射精，“明白了吗？老去就是这么回事”；前妻用旧情未忘回答他；小保姆用她弃之不顾回答他；儿子用将他送到养老院回答他。这些直接间接的回答，从不同的方面回答了地理学老教授的追问。“老去”真是一个悲凉的事件，除了前妻在离婚离家时，因教授追出来给了她一把老式的黑伞，避免了她被抢劫和毁容的危险而对他念念不忘外，其他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真心关心他或认真对待他的追问。

老教授终于被自己那个冷漠的公务员儿子送进了养老院。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老教授陡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一如一个孩童进入了幼儿园。于是他决定“出逃”。他从养老院通过大半天的时间，乘公交车几经辗转，居然穿越了大半个城市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居然自己煮熟了半袋冰冻饺子，然而，他依旧“老去”到忘记了关好煤气阀门。意外的“出逃”成功，“一次新的重生似乎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这种感觉不禁令他百感交集，眼里不时地盈满了热泪。”地理学老教授终于找到答案了：“老去”，只能用自己的体验找到答案。“老去”就是躺倒，就是与地面平行。“老去”在与地面平行的同时，也就是解脱，就是获得了自由。人生的终极意义付之阙如，当“老去”时，一切是如此现实，“悲凉”几乎是“老去”的另一种解释。但是，当你离开这些“关系”——“如果幸运的话，你终将变成一只候鸟，与大地平行——就像扑克牌经过魔术师的手，变成了鸽子。”这个浪漫主义的虚无结尾，虽然只属于弋舟对“老去”诗意的想象，但是，除此之外“老去”还能怎么样呢？

近些年来，弋舟一直在追问人生的道路，追问人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不同的是，此前弋舟是在社会层面展开的，是外部世界挤压和人的反抗过程，那里多是无奈、屈辱甚至绝望；而这篇小说完全回到了人的自身，是生老病死，是临终关怀。即便如此，弋舟还是抵抗绝望与虚无，即便“老去”也要拒绝绝望和虚无。但是，也许人越是抵抗或突显什么，那个被抵抗的无形之物越如影随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就可与认为，《平行》仍然是一篇表达与虚无有关的小说呢？

弋舟是近年来涌现出的最优秀的青年小说家之一。他的《所有路的尽头》《等深》《而黑夜已至》等诸多名篇，达到了这个时代中篇小说的极高水准。但是，这两个短篇小说也无可避免地沦入了情义危机的问题。“破落”、“老去”，都是人生的末路。倒不是说他追究的问题的同一性，而是他在处理小说人物情义问题时陷入了相似的模式。无论是“没落”还是“老去”，情感关系都是最亲的人，比如破落儿子与母亲的关系、“老去”的父亲与儿子的关系，都是淡然和冷漠的。他们对人生的“末路”都没有给过真切的关注，或是千篇一律地劝慰，或是冷漠地将其驱逐。人心在这个时代已冷若冰霜。我们所说的情感，除了爱情，还有亲情、友情等。弋舟在处理亲情友情时，与上述处理爱情的小说的情爱关系基本相似的。真正的情和义都付之阙如。弋舟也曾经发问：“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再葆有磊落的爱意，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再具备生死契阔的深情”，这是弋舟的发问，当然也是他需要回答的问题。他在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将要讨论和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拭目以待。

三

邓一光写深圳的小说，写得虚幻、恍惚、渺茫甚至怪模怪样。一种不确定的、迷离或似有若无的气息一直弥漫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因此，如果说邓一光是在写深圳，毋宁说他在写对于深圳的感觉。因此，他的深圳小说与北京 写北京、上海 写上海是完全不同的：北京、上海的城市文化经验相对稳定，即便表面有较大变化，但历史和传统的力量一直在“较劲”似的扯住“过去”不放。因此，这些大都市无论跑得多么快，总有一股潜流仿佛在说“事实并非如此”。但深圳不同，这个只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城市还处在婴儿期，它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你如何能够用“写实”的方法将它一览无余。因此，邓一光的感觉是非常真实的感觉，真实感觉不用那么真实的笔法去写，就是邓一光关于深圳的写作策略。这篇《簕杜鹃气味的猫》，故事写得是一个即将“弃绝”这座城市的花木师罗限量和他的徒弟一定要找到那个虐猫的女人——在簕杜鹃花丛中丢弃了六只猫的尸体的女人。这个女人幽灵一样地不时在公园出现，于是，“寻找/藏匿”便成了小说的基本线索——那个虐猫女人最终被发现并被簕杜鹃刺伤。这个女人不断搅扰簕杜鹃，也搅扰了自然和社会秩序——

花木师罗限量离开簕杜鹃花丛，向高处一点的地方走去，阳光从更高的地方洒落下来，从他渗出微汗的额头上一片片掠过。很多年以前，他在谈唯一一次恋爱的时候，他给那个名字叫作汤云朵的姑娘讲了一个植物气味的故事，他没有告诉姑娘一件事，植物的气味有时候是邀请，但更多的时候是拒绝，它们希望访客不断，带走它们的孢子，去别的地方繁衍生长，但它们不希望访客留下来打扰自己，于是就用气味传递驱离访客的讯息，关于这个，昆虫们接受了，别的动物没有接受。

小说写得像城市上空的云岫：既缠绕在城市上空，又难以落地生根。因此，邓一光写的纯粹是一种关于深圳的感觉。是对生活环境中的语言兴趣，植物语言、人与动物交流语言、人际语言、城市的体制语言、地域交杂语言，它们相互交织，斑驳陆离，构成了主人公的生活，或者说生存环境，并且决定着他。

近年来的范小青，一直在书写城市生活的某些片段，这些片段几乎都是城市生活难以整合的“碎片”。这篇《碎片》的环境是城市，但是它的主角却是一个“飘儿”——一个和几个人合租旧公寓房的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包兰。包兰最大的爱好就是在网上买衣服，有的没穿几次就扔了——

包兰处理她不要了的衣服也很干脆利索，她把小区门口收旧货的大婶喊上来，让她把那个脏兮兮的蛇皮袋张开来，她就朝着那个张开的口子，一件一件往里扔，扔一件，那大婶就“哎哟”一声，扔一件，大婶就“哎哟”一声，包兰就笑，和包兰同住的室友也一起笑。

她甚至荒唐地买回了自己曾经卖掉的裙子——

她还在东摸西拉地欣赏她的得意之作，她发现了裙子的口袋，口袋就在线缝中间，真是实用而又隐蔽，设计真的很精巧哎，包兰又赞叹了一回，她的手伸进口袋，触碰到口袋里有什么东西，她掏出来一看，是两张电影票，包兰奇怪地说，咦，怎么会有电影票？室友说，不要是网店老板暗恋你，送你的哦。包兰说，去，谁知道那是男是女，是人是狗呢。大家都笑，包兰又看了一下电影票，是两张过了期的票。

包兰也没多想，就将它们扔掉了。

包兰已经忘记了，这是她和她的男友一起去看的电影，只不过男友现在已经是前男友了。

男友是前男友，裙子是前裙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混在城里孩子的老人们，他们靠拾荒给他们寄钱，他们再毫不心疼地花出去。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个现象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奇怪的心理，这就是：人越缺乏什么越要凸显什么：贪官要凸显廉洁、富人要凸显节俭，而出身低微的人一定要凸显阔绰挥金如土。这种虚荣现象几乎是一种奇怪的通病。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说，范小青的这篇《碎片》，仍然是她对城市荒诞生活批判的继续。同时，虚荣的年轻人与贫困中的拾荒老人构成的比较，从一个方面表达了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它当然也与情义有关。

吴文君的《立秋之日》，起笔貌不惊人，在一辆长途汽车上，李生要去扫墓，遇见一个陌生的瘦子，两人虽不相识，但说家常抽香烟，宛如熟人。未想到风波骤起：包括瘦子在内的四个劫匪洗劫了车上所有的人。李生没有被抢躲过一劫，于是成了最大嫌疑人被带进了派出所。所长认识李生，他又躲过一劫被放了出来。李生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这是为什么。李生还是不放心未完成的扫墓——

这一天上午，他又去了车站，等车的时候，忽而眼前晃过那四个人的身影，心里一惊，凝神再看，果真是那几个，绝不会错，都是三十来岁，天冷，都穿上了体体面面的外套。

李生看着他们登上一辆车。那戴细金边眼镜的瘦子清清晰晰也在其中，在一窗边坐下，悠然吸着烟。

李生只觉一个念头呼之欲出，盯着他看着，看着，恍然想起几个月前他在市内坐公交车，前面一个人掏钱带落一把钥匙，用一根红线拴着。虽然“当”地响了一下，这个人并没有听见。李生拣起来还给了他。

他放过他，就因为这枚钥匙？

小说写尽了人性的复杂性。细微处见到吴文君处理细节与理解人性的功夫。在这样的细微处，吴文君倒是让我们从劫匪那里看到了一丝与情义相关的一道微光。

吴君的《生于东门》，似乎还是写底层人生活的小说：东门是深圳关内，因此陈雄非常有优越感，邓小平根本就没有把关外划在深圳的圈里。他发誓也要把儿子生在东门。但是，陈雄的命运实在是太差了，他即便在东门，也只是一个拉客仔。孩子甚至阿妈都看不起他，被看不起的陈雄，还有谁会看得起他的孩子。所以儿子陈小根在学校也受尽了欺辱，回到家里再受父亲陈雄的奚落；贫贱夫妻百事哀，夫妻两人口角不断也多为生活琐事。所谓浑浑噩噩的日子，大概就是陈雄过的日子。但是，当儿子陈小根要过继给香港商人、儿子就要留在香港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包括父子、夫妻。陈雄也许第一次体会了亲人的感觉。小说写尽了底层人的生存困境，在一切即将改变的时候，人间的暖意徐缓地升起来了。这是吴君小说的一大变化。事实也的确如此，穷苦人也不是每天都泡在黄连里，他们也有自己的快乐和欢欣。小说在波澜骤起处的设计与构思，大起大落摄人心魄。吴君将父子亲情写得如此真切，但她也必须像葛水平置换了时间一样，置换了空间环境。她将父子两人最后的关系一定要设计在香港而不是他们的家乡。显然，吴君在处理父子情义时也遇到了困境。

格非在他新近出版的研究《金瓶梅》的著作——《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的前言中说：“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刺激以及这种刺激带给我的种种困惑，也是写作次数的动因之一。《金瓶梅》所呈现的16世纪的人情事态与今天中国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给我带来了极不真实恍惚之感。这种感觉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我甚至有些疑心，我们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视线。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或许正是四五百年前就开始发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大转折的一个组成部分。”《金瓶梅》是写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小说，小说写尽了那个转折时代人的情色和利益欲望。“情义”在《金瓶梅》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时至今日，通过上述小说加剧了我们对今天情感生活的紧张感和不安全感。另一方面，我十分犹疑，小说中表达的无处不在的“情义危机”，是否在我们的叙事中被强化或夸大了？现实生活的映像是，电视上可以香车宝马地谈婚论嫁，郎才女貌是交换婚姻的必备条件。如此等等，那是我们情感生活处境的全部吗？再一方面，文学在某些方面真实地表达生活之外，是否也需要用理想和想象的方式为读者建构另外一种希望和值得过的生活呢？这当然是老生常谈。

注：

1.刘庆邦：《杏花雨》，载《人民日报》2015年4月1日副刊

2.黄咏梅：《证据》，载《回族文学》2015年1期

3.张楚：《略知她一二》，载《江南》2015年1期

4.葛水平：《望穿秋水》，载《芙蓉》2015年4期

5.陈莉莉：《幸福链》，载《西湖》2015年3期

6.戴来：《表态》，载《人民文学》2015年1期

7.弋舟：《光明面》，载《 》2015年15期

8.弋舟：《平行》，载《收获》2015年6期

9.邓一光：《簕杜鹃气味的猫》，载《中国 》2015年5期

10.范小青：《碎片》，载《 》2015年7期

11.吴文君：《立秋之日》，载《青年 》2015年1期

12.吴君：《生于东门》，载《中国 》2015年7期

13.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译林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