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下关食堂与小卖铺

过高粱桥不远，这条街就该往西拐了，拐过去叫北下关。拐角处有家饭馆儿，绿色的木头门窗，门上方有个木头牌子，写着“北下关食堂”。

每天中午这里格外热闹，赶马车的车把式把马车停在门口儿，让牲口吃着草料，他们到食堂来碗“洋火烧”（后来才知道，这东西学名叫卤煮火烧），再打三两一毛三的白酒。吃饱喝足，晕晕乎乎地接着赶路，那种感觉简直赛过神仙。

富人有富人的享受，穷人有穷人的乐子。现在的人就算喝一万块钱一瓶的洋酒，估计也很难达到车把式们喝“一毛三”时候的快感。

胡同里富裕的人家，赶上饭口，会让孩子拿个铁锅，端上一碗“洋火烧”回来吃。其实到食堂吃更省事，但是人家要的是孩子端着铁锅走过胡同的那个过程。邻里们会投来赞许的目光，婶子大妈们会议论，“人家谁谁家那日子，过得真不错。”“是呀，出去俩啦。”她们管孩子上班儿叫“出去”。

记得文革结束后的某一天，父亲补发了点儿工资。母亲非常高兴，给了我九分钱，让我去北下关食堂吃一碗馄饨。卖馄饨的是小明子他妈（小明子是我小时候的玩儿伴），她给我盛了满满一碗，小心翼翼地替我端到桌子上。那种味精、酱油夹杂着香菜的香味儿，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

后来北京出现了个体户，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爷爷会面案上的手艺，推个三轮车，在食堂门口儿卖螺丝转儿、糖火烧、糖耳朵之类的面点，抢了饭馆的生意。气得小明子他妈站在馄饨锅旁边骂，“这老家伙，又来啦！”

北下关食堂往西不远是个小铺，卖烟酒点心。过去人喝酒一般喝不起瓶装的，喝酒的人家都有个酒瓶子，家长让孩子拿着瓶子到小铺打酒。

小铺的谭爷爷慢吞吞地接过酒瓶子，在瓶口儿插上漏斗儿。然后拿掉酒坛子上面裹着红布的盖子，用提子打出酒来，小心翼翼地倒进漏斗里。酒倒完了不马上把提子拿开，一直等到最后一滴酒滴进瓶子里，他才满意地把提子放回去。

小铺还卖烟。印象最深的是工农烟，两毛钱一包，整好一分钱一根儿，所以可以一根儿一根儿地零卖。我们小时候学坏抽烟，拿着一分钱去买烟。谭爷爷问，“给谁买的？”我一脸真诚地回答，“我舅舅来啦。”谭爷爷一边从烟盒里取出一根儿烟，一边念叨，“你妈真抠门儿，来客人就买一根儿烟。”

我心中暗笑，“这谭爷爷，老糊涂了都！”

冬储大白菜

小铺往西两百米，是北下关菜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快入冬的时候，卖冬储大白菜的情景。

快入冬的时候，菜站忙活起来了，卖冬储大白菜。只要有卡车往菜站门口一停，大伙就赶紧往家跑，拿钱去。那时候的人有福同享，边跑边喊，“来白菜啦！”屋里的人听见之后，赶紧翻箱倒柜拿钱。

不一会儿菜站门口儿就排起了大长队。其实不用排队过两天也能买着，但是人们都在那儿排着。这是物质极度匮乏时期落下的病根儿，生怕东西卖没了。

排队还不老老实实排，后面的拼命往前挤，前面的玩儿命往后拱，队伍像条蟒蛇，左右摆动着。有那刚吃完饭的，把屎都快挤出来了，跟后边的人说，“我上趟厕所，一会儿还排这儿。”

有人低声说了一句，“来啦，来啦！”卖菜的推个地秤出来啦。大伙看见他就好像看见了人民大救星，激动地喘着粗气。有那心脏不好的老太太，还往嘴里塞了一粒速效救心丸。

大伙越着急，卖菜的越不急，他得多享受一下儿万众瞩目的感觉。他拿起罐头瓶子喝了口水，又整理了一下儿脏兮兮的蓝大褂儿，抻了抻花套袖，猛吸了两口嘴里的烟屁，用鞋底子给捻灭了。伸着脖子往队尾看了看，用冷酷而低沉的京片子腔说了一声，“再挤不卖啦！”

这话很有震慑力，现场马上肃静。偶尔有个小孩冒出一句，“姥姥，咱买多少斤呀？”他姥姥赶紧用手把孩子嘴捂住，生怕惹恼了卖菜的，转身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