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蛮荒肉体的奢华

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相差二十三岁，高更与梵高相差五岁，如同李白与杜甫相差十一岁，历史有时是以极端冲撞的方式激射出创造与美的灿烂火花。

写米开朗基罗时不能不提到达芬奇，缺了他们中的一个，文艺复兴的历史不完整；同样地，谈梵高时不能不谈高更，缺了其中一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洲美学也不完整。

他们在一个时代相遇，也在一个城市相遇，他们相遇在文明的高峰。

梵高一八八七年在巴黎与高更相遇，很短的相遇，然后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梵高去了阿尔，高更去了布列塔尼。

他们对那一次短短的相遇似乎都有一点错愕──怎么感觉忽然遇到了前世的自己。

因为错愕，所以会思念、向往、渴望，终于会有第二次相遇。

第二次相遇在阿尔，时间是一八八八年的十月到十二月，他们同住在一间小屋里两个月。

第二次相遇成为悲剧的纠缠，两个月一起生活，一起画画，在孤独的世界中寻找到唯一知己的梦幻破灭，梵高精神病发作，割耳自残，住进精神病院，以最后两年的时间创作出震动世界的狂烈的绘画，在一八九〇年七月举枪自杀，结束（或完成）自己的生命。

高更没有参加梵高的葬礼，他默默远渡大洋，去了南太平洋的塔西提。

高更六岁以前是在南美度过的，他似乎要找回童年没有做完的梦。

在去塔西提之前，高更曾经长达十年任职于当时最红火的巴黎股票市场，作为一名成功的证券商，在巴黎拥有豪宅，娶了丹麦出身高贵的妻子，有五个子女，出入上流社交场所，收藏名贵古董与艺术品。

一个典型的城市中产阶级，在养尊处优的生活中，忽然有了出走的念头。

高更出走了，走向布列塔尼，走向荒野，走向塔西提，走向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现代工业与商业污染的原始岛屿。

高更是十九世纪末欧洲文明的巨大警钟，宣告白种人殖民文化的彻底破产。

他抛弃的可能不只是自己的家庭、妻子，他抛弃的是欧洲文明已经丧失生命力的苍白、虚伪与矫情。

高更凝视着坐在海边无所事事的塔西提女子，赤裸的胴体、被阳光晒得金褐的肌肤、饱满如丰盛果实的乳房与臀部、明亮的眼睛黑白分明、可以大胆爱也大胆恨的眼神……

高更画下这些女性的胴体，像一种赎罪的仪式，使远在欧洲的白种人震惊，殖民主人被“土著”的美学征服，文明被“原始”征服，高更宣告了另一种后殖民主义的反省与赎罪。

一直到今天，高更仍然是充满争议的人物。他在塔西提连续与几名十三岁至十四岁少女的性爱关系激怒了许多女权主义者与反殖民主义者。

一个欧洲白种男子，在土著的岛屿上借着“进入”一个少女的身体作为“仪式”，高更究竟在寻找什么？救赎什么？

关在精神病院用绘画疗伤的梵高容易得到“同情”，然而，在遥远荒野的岛屿中解放肉体的高更可能要背负“恶魔”的批判。

在高更最著名的《亡灵窥探》与《永远不再》两幅名作里，匍匐在床上赤裸的土著少女，都是高更在岛上的新娘，都是他借以救赎自己的“处女”，都是他要借“性”的仪式完成的“变身”──从欧洲人变身为土著，从文明变身为原始，从白变身为黑褐，从男性变身为女性，从殖民者变身为爱人，从威权的统治变身为单纯性爱中的拥抱与爱抚。

在十九世纪末凝视一尊丰美肉体的土著男子，高更，如他自己所说──我要找回蛮荒肉体的奢华。

我们能找回蛮荒肉体的奢华吗？

欧美的豪富阶级仍然用金钱在经济贫穷的南美、非洲、亚洲购买男性或女性的肉体。另一方面，道德主义者仍然大加挞伐殖民霸权，高更处在两种论述之间，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依然是争论的焦点。

也许回到高更的画作是重要的，再一次凝视他画中的荒野、原始的丛林和海洋。

果实累累的大树，树下赤裸的男子或女子，他们在文明出现之前，还没有历史，因此只有生活，没有论述。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什么？

我们到哪里去？

高更最后的巨作是几个最原始的问句，如同屈原的《天问》，只有问题，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的问题或许才是千百年可以不断思考下去的起点。

这本书于二〇〇八年一月在泰国完成，四月在欧洲修订，十月在中国台湾做最后校订，以此作为向孤独者高更的致敬。

蒋勋

二〇〇八年十月六日于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