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医院担任相关的职务，我们每个人都在队里兼任一些工作。譬如老余担任队里的会计，我做出纳，老梁做生活委员等等，当然，队长老谭是最高的领导者，他直接接受中国驻尼日尔大使馆经商处的领导，管理医疗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并且定时的把医疗队的工作生活情况以及队员的思想动态汇报给大使馆。大家除了要整理自己房间的内务，还规定每个星期集体搞一次队部的卫生。我们的日常生活经费来源于自己的援外津贴，每月从中扣出100美元做伙食，用于购买食品以及一些日常公共开销。每个月都要结算一次，如果有剩余就返还给大家，作为零用钱供个人零花，买一些日用品和水果等等。我做为出纳的任务就是要管理保险箱，如果需要购买东西就从我那里取钱，然后拿回发票给我保管，以及每个月和会计对帐，发放零用钱等等。我天生对数字不敏感而对钱又超敏感，那时候美元对西非法郎的兑换率是一美元兑500多西非法郎，每次进帐出帐数目动辄几十万西非法郎甚至上百万西非法郎，搞得我头昏脑涨。刚开始的那几个月，帐目总是有差错，我经常半夜关起门来数钱，帐目都要对到个位数才能安心睡觉。后来想想自己真的是犯不着，一万西郎又并非一万块人民币，不过就一百多块人民币，算不了什么。后来对帐的时候，数目对到万位数我就不管它了。

队员们都是上了年纪的有一定阅历的医生，大家都能互相关心和支持。大家闲暇时候都聚集在客厅里打扑克打麻将什么的，十一个人开两桌还有剩余，剩下几个人只好在一旁观战了。我经常被他们三缺一拉去打麻将，为了刺激和提起精神，我们打麻将也是算钱的，不过都是象征性的，小赌怡情，一张牌10个西郎，半天下来输赢一两百西郎，也不过是几块人民币的事情。令我稍感懊恼的是，因为他们见我整天无聊的翻着钱钟书的《围城》看，打麻将又总是输钱，大家赢钱开心之余，总是张口闭口戏谑地称呼我为“钟输钱”。

医疗队有一套理发工具，大家平时互相帮忙理发。由于天气太热，许多人都喜欢把头发理得很短，这样也可以省一些洗发水。队里韦医生的理发手艺最好，大家都喜欢请他来理，连在津德尔水厂工地工作的一些中国人也慕名前来。

在非洲工作，由于远离了熟悉的亲人和朋友，时间久了难免有孤独寂寞的感觉。为了打发闲暇时的枯燥无味的时光，我们让当地的一位朋友帮我们找一只小狗来给我们饲养,这样平时可以逗逗小狗玩，解解闷。后来，那位朋友果真带来了一只小黄狗来给我们，它给我们的两年援非生活带来了许多的快乐。我们给它取了个非洲的名字叫阿里。

小狗阿里的到来，让看门人乌迪感到很是不满，但他不敢在我们面前说什么。可他背后竟然去责骂那个送我们小狗的黑人朋友，他说小狗在院子里会吓坏他的孩子们。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他其实是担心我们以后把吃剩的食品都喂了狗，那样的话，他的孩子们就少了一些吃的东西了。其实，我们平时喂狗的都是坏掉的食品，象啃过的骨头和馊饭之类的，好一点的食品还是留给孩子们的。尽管这样，乌迪还是很嫉恨小狗的，平时我们在院子的时候没什么，等到我们全部睡午觉的时候，便经常听到阿里在院子里挨踢打发出悲惨的叫声。大家心知肚明，那是乌迪一家在虐待它。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养了一只黄色的小母猫。这是一只可怜的流浪猫，梁医生看到它在街上的垃圾堆上转悠觅食，毛发肮脏纠结，浑身都是伤，走路一瘸一瘸的很可怜，就把它拣回来了。那天，吃饭的时候，大家又为给小猫起名字热烈的讨论起来，最后给它取了个中国名字叫阿黄。后来，我们发现给这只小猫取名字是一件纯属多余的事情，因为无论你怎么叫唤它，它都是毫无反应的眯眼养神，除非你有东西给它吃，它才会凑上前来。大多数时候，它都是在门廊上睡觉打盹。你蹲下去友好的去摸摸它的头，它就很不情愿地把脸别过一边，好象受到了调戏和侮辱似的，有时干脆走到一边去。阿黄就这样的在队部里可有可无的生活着，不过时间久了之后，我们也都把它当作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其中一员。